【新视域3月25日网文】由改革创新，推进民族复兴的主流声音，及至两会的庄严议政、总理阐要，最后达到央视评论见面会“通篇改革开放的辩证法”之峰高，眼花缭乱的闻睹之后，不由使对“中国梦”充满期冀的平头草民，于“耳目皆饱、激情澎湃”之余，又无端生发出些许莫名的杞天隐忧：民族要复兴，除了改革开放，还当具备哪些条件，方才能使缥缈的“梦想”，最终变成触手可及的理想社会实体？或者说，哪些至关要冲当是改革开放首要的致力目标？
      当两耳被悠扬的国歌声充溢之际，于那朦胧恍惚的追梦思绪里，不知为何油然又想起了自家窗台，矿泉水瓶中浸泡的琼海牡丹截枝。为培植这心仪的南国优品，自将花枝精心放入瓶水之后，不知历经“欲速急活”心理多么漫长的苦苦煎熬，方才得以依稀觅见那白色的根瘤菌状，由水中花枝皮层生出的根之雏形，勉力地借靠着水泡的罩护，更以这种呼吸的微妙信息，日日向主人昭示其植物生命的艰难存续过程。至于萌芽、吐叶，那更是由水瓶移植盆土之后的又一漫长的遥遥期等。植物的这种生命繁衍规律及过程，难道说，人类社会的存续情形，就没有与之相近相同之处？
      倘若植物与生物，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确有其不争共性，倘再将泱泱繁杂大社会与莽莽幽深大森林加以比拟，那么，一个民族赖以存续乃至枝繁叶茂、欣然昌盛的客观条件，是不是自当也应拥有一个深深植入沃土的庞大根之系统？而这个生物性的庞然社会根系，又该深深地植入何处何域呢？如斯百般纠结的沉重自问，终于笔者几近一生的纠结之后，方才敢妄然放胆，贸然地唐突一句：民族图求复兴的至关要冲，是否就存在于如下数组关系的最优化抉择之中：
      社会形态：优选竞长还是苟取僵统？
       迄今为止，古今中外的常识早已告知人们：社会制度的优化程度，乃是决定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不二根基。其社会学客观功效，就像植物的生长状况，要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一样，只有理性地超前选定了有利人类社会竞长、原生动力源源不绝的优化社会形态，那么，民族的前景与命运，才能恒亘地于百姓殷切的希望之中永葆蒸蒸日上、万世昌盛；而僵化的一统制度，自秦皇一统华夏、后又历经无数王朝的血腥惨淡更替，可谁又从中曾经见识过哪个皇帝老儿、独裁魔头，纵使其心思挖空、脑汁绞尽，最终有几人又逃出了专制社会“因统而僵、因僵致覆”的周期性厄运？
      国家功能：当推手抑或是充车头？
       国家的功能，由马克思所谓“机器”的品性，倘再外加其“社会发展至特定阶段的产物”进一步往深处推导，便可由此清楚地定义出“社会第一、国家其次”的理论普适性。因此，也就明晰地昭显出了“国家至上”、“扬国家抑社会”、“强国家弱社会”等意识上轻重颠倒、主次混淆的严重缪误。据此，要想求得民族的复兴，恐怕首要之举，即是将国家的本质特性、应有功能，来上一次彻底的思想理论的拨乱返正、拨云见晴，使国家的准确定义，由“至上神器”回归到“服务社会”、由“社会发展的主宰、火车头”，转而变为“社会发展的有力推手”之后，再补足一定时间跨度的社会休养生息，只有那时，最终才能营造出个民族复兴的优良坚实基础。恐怕至此，倘要说声复兴，都要理性地摒弃妄然，再反身审视一下国家的角色，是否依然接着地气，在不在空高的虚幻神龛之中。
      中央与地方：后者不兴前者怎盛？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单依国家功能的理论定性，即可轻易地推导出：所谓中央，均不外乎国家机器的掌控中枢而已。无论其虎踞西京东京，还是龙盘南京北京，仅仅一个沿袭历代皇朝尽皆崇奉的至高无上的“京”字，即可见证其无一不在以此标榜煌煌朝廷的凌然森严，炫耀这一最高权力机构的崇高至伟。
       然而，即便是为了这种愚世唬人的把戏，历代专制帝国穷尽了手段与心智，及至将红墙黄瓦的堂皇宫阙都饰满了龙头巨兽，护国镇世的九门皆卧遍了威猛狮蹲，说到底，其本真的行政内核，充其量也仅仅只是直供最高权力者恣意把玩的有数部部与委委；就连其脚直踩的北京城畿，都只能依照行政区划，隶属于北京市行政治理。如斯典型，所生动印证的一个现实悖论即是：就是这近在咫尺、与皇朝禁城同顶一片蓝天的两处行政机构，却要被冠以“中央与地方”，这种天壤般悬殊的谓称。倘再顺此情状放胆推上一论：即便是将北京市也一道并入“中央”那与部委齐名同级的内核之中，这额外扩展出的区区上千万的有限人口增量，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衙署修葺，倘再估足其不菲的日常用度，到底得需要多少的真金白银，竟使其愣是要一味地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偏隅地方，去虎视鹰隼地争抢什么利益？难道说，那广布于神州各地的一省一市，倘得益于适时适度的阳光雨露、温馨清风，一处处都发展得莺歌燕舞、欣欣向荣，那水涨船高的古谚所拟化的，就单单是与地方财力一并俱增的皇粮国税？就没有由此所擎托而起的强大国防实力？相形之下，为何就能独独地将“中央”这个占尽伟大与殊荣的称谓者，由幽暗冷寂的船梆舟底漏掉进深不可测的汪洋之中？
      所以说，倘欲达民族复兴之宏伟目的，唯有搞清楚了为地方欣然搞服务，进而放权松绑、充气输氧，当是“中央”的本职本分；唯有让地方依照地方的社情民意、风土人情、客观规律自然自觉地谋求发展，才不失为对民族的一种无量善举。因为，没有现实的地方存在，自然就没有空中楼阁里的虚幻“中央”；只有将地方的客观价值，放置于应有的意识高度，“中央”才能随地方之高而高，依地方之强而强。
      国家与社会：去行政化社会乍培育？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国家功能的前述中已经界定了“社会第一、国家其次”的客观本质属性。由此，更让人明晰了一个不争的铁律：国家的存续，只能依托于与之相应的现实社会；而社会离开了国家，却依然能够存续于世。区别仅在于缺失了秩序的维护者，难免于混乱中蹉跎了民族前行的脚步。其情其理，即像园丁之于园林一般，前者离开了后者，则必然无业可就、无事可营；但失缺了园丁的园林，却依旧能够延续其生存，生长其茂密，当然也会泛滥其无序。
      据此情理，那天然依赖于社会的寄生国家，倘若是一味地佯装不识自己身份，愣是要去越俎代庖，过分干预本属社会的职能，其结果，于荒废自己主职主业的同时，还将使社会囿于无所适从，久而久之地变成为没有灵魂、只能依墙而立的藤蔓类软骨植物。更有甚者，倘若总以救世主与居家公婆的威势，给地方不是抛绳掷索，便是设障断路；抑或依照不按社会客观规律的思维于“帷幄”中运筹，靠拍脑袋的激越去顶层设计、用不接地气的热情指点江山……，这种情势下被绑缚住手脚、彻然缺失自发情欲、俨若木偶般僵化的社会，终将会因为“日久依附生懒惰、缺失自主随大流”浑讍世风的无尽侵蚀，内生动力被扼杀，创新激情遭淹没，悠悠万事唯有消极地把握着国家的“宏伟蓝图”，按图索骥、照猫画虎，头不抬眼不睁地一味被国家牵着拽着鼻子前行。如斯情状之下，真不知于何时何地、何情何景之中，方才能找寻见民族复兴的缥缈希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耳畔蓦然间又隐约响起了“社会去行政化”的时代弱倡。尽管其声若蚊鸣，但其深刻意义，对之于“民族复兴”之伟业，自然不失为报喜鸟般的华夏福音与可贵强音。倘若真能依照科学发展观，致此所倡接续了地气，那么，这条路径，以其客观的优化品质，至少，必将给民族的复兴事业，助上极其有力的历史一推。
      集体与个体：重前轻后是缪误。
       众所周知，由个体而生成的众体及其两者力量的对比，自《一根筷子与一把筷子》的传统启蒙故事起，及至“组织起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之登峰造极，于其深度控制炎黄子孙意识与行为的漫长虚幻岁月中，又以现实的社会制度，演绎过多少“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由此衍生的“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及至精神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训导民众效法的楷模，直将共产主义前夜的“社会美景”，以掏空人性、虚化生活的冲天豪情，设计得是那样的超脱人间烟火、那样的胜似天上宫阙、那样的令人刻骨铭心……
      然而，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可贵冲动”，于“全民忘我”地矢志拯救全人类的同时，却严重而又可悲地忽略了个不该忽略的问题：不尊重个体的个体，却要徒劳地被支使去追求合力，崇尚集体，真不知这种行为与意识，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殊不知，恩格斯所著的人类发展史论，早已告知过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崇奉者们：原始社会的集体狩猎行为，起因即是受困于当时的低下落后生产工具——生产力。其意即在于诠释一个道理：推崇团结的根本动力，全因为个体直面大自然时的力不从心。同时，还有个被人为忽略的严重问题，即是“团结、组织起来”的目的，又该是个什么东西？没有意识与目的的“纯粹高尚”行为，又该从何处生成主动力？实难想象：一个“全都是为别人活着、专门利人”的人类社会，其结果，当该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情形，或者说这样的社会存在（能否存在不说）还有什么实质性意义？难道说，就仅仅是为了一句：“牺牲现实人类社会，造福虚幻缥缈宇宙”而已？
      据此，再去反观那些至今都未能走上人类正常发展轨道的国家与民族，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乃至拉美及全球，究其无法复兴的原因，是不是全都在于其社会形态，其发展路径，绝然地背离了由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所早已揭示的客观规律？倘再以中国为例，纵然于其红色政权建立后近六十年的时光靡费中，“组织起来”的伟大训导，曾被践行过的“一大二公”，演绎成了铁板一块的冰冷行政僵体，仅凭那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血泪教训，就足于上万遍地警醒人们：缺少对个体人性化关怀的路径与体制，将行动与目的混为一体的“组织起来”与集体化取向，到头来，谁又曾见其经受住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无情检验与现实拷问？
      致此可悲命运的根本原因，难道说，不正是因为“组织起来”的力倡者，于其崇尚共产主义美景的“独到”视野之中，彻然地忽视了一个普适性道理：个体希冀协力的原始动力，原本只是为了在其力所不及之时，以求抵御不可抗力的突袭。除此之外，当然还具有政治经济学所示社会分工的应有协同。说到底，个体的实质，正像“民族性即是世界性”一样，“个体化充分发育生成之日，亦即是其趋近全球化之时”。只有造就出了个顶个的高素质个体，最终才能形成个可抗十二级风暴、可与任何外族PK的强大民族与社会。
      不料想，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与实践明显充满漏洞、绝然否定个体权利的圣音，却在神州大地上酝酿出了一股汹涌思潮：直将个体这个天然私有性的至贵客观存在，剥蚀得体无完肤，贬斥得丑陋狰狞，尤其是历经“谈私色变、论利自羞”的空前社会大革命，当其把“私”字“利”字及其相关的言行举致，统统判定为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除之后，红彤彤的华夏神州，虽然斩绝除尽了“洪水猛兽”，但与其同时，却到处充斥着饥饿与贫困，呈现着僵死与冷寂。再及至遭受顶层设计的大跃进总路线的疯狂清扫，民族大厦的根基，便随着私家私有锅灶砸碎的凄响，也就自然地要生出些隐深的幌摇不稳。
      直面民族与国家行将崩溃的严重历险过程，谁，又曾经于此过后的宝贵岁月中，深刻地反思过那以伤害侵蚀个体利益为前提的，所谓“发展集体经济、增强国家实力”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为了那遥不可及的美好共产主义，抑或是造福举国民众当下现实的生存温暖与一粥一饭？或者仅仅就是为了沿袭“追求国际主义伟大与崇高形象”的廉价虚荣？
      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早已昭示：没有发育充分、颇具素养的国民个体，自然就不会形成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健硕社会；失缺了动力不竭、蒸蒸日上的民族根砥，国家，这部本就寄附于现实社会肌体之上的冰冷机器，或曰公器乃至神器，又当该匹配多大马力的发动机，才能于世界民族之林中驰骋纵横？概而述之一句话：要想求得民族最终的复兴，其重中至重，即在于端正社会发展意识、优化民族前行路径，亦即要首先从个体的解放、培育入手；否则，舍弃这一根本，只事其他皮毛枝节般的设计，纵然其一切的一切，被粉饰得花团锦簇、迷人望眼，但于民族复兴大计的功效，均不外于水中捞月与画饼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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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种种亟需正视与理顺的重要关系，窃以为其对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俨然大树之根系一般，直接地关乎和决定着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只有斩截地沿此路径，再恒此理性，尚再辅之于较长时间的精心呵护，当其历经生根、发芽、乃至茁壮拔起、高参天际的漫长而又艰辛过程之后，自然就会为炎黄子孙，营造出个真正燕舞莺歌、海晏河清、全面复兴的华夏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