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2012年4月24日，报道了河南省“卫辉市冒雨不惜动用数百名停课学生，举行比干诞辰3104周年纪念活动引争议”的文章。仅那令人闻之喷饭的活动主题，就尤有必要为捍卫常识而起身争议一番。但在立意之前，又隐隐地感觉到，为此等无聊至极的“恶搞”浪费口舌笔墨，为此等扯淡烂事耗思耗力实在是大大的不值。因为，“比干”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即便是对于那些再没有文化、不懂中国历史的人来说，也将会对现代时空下一个堂堂的市级政府，竟然能对一具颇具诟病的古尸，生发出如此盎然的兴致，且不惜耗费巨资，兴师动众地将数千年前的一只专制犬奴抬将出来，大事虔诚的祭拜活动，断然会报以不屑一顾的讥讽；也将明显地给世人以“莫名其妙、啼笑皆非”的厌恶之舆情；继而，视听在被“味同嚼蜡”虐待之后，也将再徒生一丝“劳民丧财、欺世盗名”的现实无奈……，总之将其给人的印象心得，概括成一句话即是：正经事不作为，谋邪门歪道、专事往华夏硕大酱缸里充料添黑，竟能如此地尽心竭力！倘循如此思路，再费些许条剖缕析之功力，足可给笔下之结论以充分而又通透的诠释：
       诠释之一：“祭奠”比干“诞辰”，是一个现实社会中极其荒唐可笑、但却包藏着无良执政“祸心”的恶作剧！
       行文伊始，就直称其“恶作剧”，且还不忘以“祸心”辅之，则完全是缘自于被祭奠者比干，即是对其来上个掘地三尺亦仅是个乏善可陈的神话故事符号，难觅其一丁点儿历史文化价值；更是为最终找寻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首先立实论据：“比干”，何其人也？其出生地在哪，以前实实懒得去考证，致使尚不甚清楚。幸遇今日由卫辉主办的“祭奠活动”，才初晓神话故事中的这个角儿，竟然出生于斯空斯地。其闪光点何在？据史料：专制制度的铁杆卫道士孔子，在《论语•微子》中，曾把纣王的三个臣子称为“殷有三仁”。谓其仁者的“生动事迹”，即是他们见纣王无道，仍然愚忠不二，宁死不移。直面纣王对淫乐暴虐的执迷不悟，微子忧愤地出走，箕子急得装疯弄傻，比干不顾一切进谏而被剖腹挖心。
       难道说，这就是比干的历史文化价值？“挖心示忠”的死谏，为殷商王朝披肝沥胆的竭力尽心，到底其“可贵可取、宜效宜法”之处在哪里？及此，尚且还别论其奴隶社会混沌蒙昧的历史背景，谁又敢保证已经形成自己既定价值观的《封神榜》之作者，在其创作此部神话故事的初始动因里，就没有再创“神话”的故意？
       君不见，夏商周以降及至“祭奠比干”者们所依存的现实人世，其间“由文字编串、发黄纸背、阴魂出没、陈腐熏人”充斥着的浩淼史海之中，有多少历史的真实曾被遮蔽？为何张扬着的总是“著史者”豢养人的“丰功伟绩”、掩盖了的又恰恰是“历史创造者”斑斑劣迹的“伪编神话”？罢黜百家，专事“敷赞圣旨”、为专制王朝“润色鸿业”的儒学被定一尊，继而又成千年奴性文化主流之后，便急不可待地人为制造出史学家眼中的一桩大冤案：犬儒们的知名前辈范晔，仅凭汉景、武二帝时期的尚儒政统，外加主子御赐的“作史”之特权，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脆来个“不传游侠”之欺世壮举——文化思想的独断，自此及东汉之后，便将墨家从历册中硬生生地消抹得一干二净。
       由此，让人看到的不仅是独裁者的专断，更有为专制者“润色”之流的独断。此风沿袭不绝之下的历史，不就成了胡适先生眼中的善变少女了吗？而从笔者记事识字后的少许感悟中，便可列举出些许变史与史变的史例。比如“是谁创造历史”一问，便有太多的解题。还有同一人在不同条件下、不同情势中绝然不同的理论。以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例，“革命”仍在继续时，他说过“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革命”成功之后，他又以“伟大导师、伟大舵手”的训政豪气，尽情地纵横捭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难道说“遵义会议”的光辉、“七大”定其“领袖地位”之前跨时13个月的“六届七次”会议，乃至“反右”、“文革”、“与时俱进修定主义”等等历史，不是其老人家一手“缔造”而是人民之所为？倘用“根凝大地叶映暉、史轮复辗不留痕”来确定“人民”的历史价值，则可能更加确切恰当。因为，别说人民那事实上显著的历史功绩，仅凭史册中留存至今的诸多“农民起义”之记载，或多或少，就足令历代专制者再不敢“掉以轻心”地去张扬私欲、公然地去轻视民本民意。
       然而，若再看那史迹中的无数无尽高调定格，哪里又能找寻出一鳞半爪历史的真迹？能找寻到创造历史的“人民”？现代时空下的今人，尚且如此地“创史治史”，更遑论已成灰烬的史上前人。既然世态竟是这样的从古至今恒久不变，自然就让其后来者们，只能望史生畏、生叹乃至思想者们的屡屡生疑。可就是这些令世人都在犯昏犯晕的历史、都在为这些杂陈的伪史、神话，充满无奈且频频摇头不已之际，河南省卫辉市的执政者们即以 “比干”后人自居，还能如此绝然地给一具数千年枯尸引魄招魂，妄下那“其盖棺后数千年没有定论”的定论。难道说儒家始祖孔丘眼中的“仁”，就不同于其徒子徒孙范晔眼中“反平民、绝墨家”的“仁”吗？倘若结论是如出一辙的反人道，那今日比干推崇者们的罪孽，就不仅仅是多此一举。倘若明知其为“多此一举”，却偏要不惜劳民丧财、大事隆重之祭奠活动，要质疑的就绝不仅是其执政者们的“不良用意、莫名祸心”，还有更多的“反文明、反人类、反潮流、搅浑水、扰视听”之罪责有待追究呢！
       诠释之二：“祭奠比干诞辰”活动的始作俑者，真不知其历史文化素养、现实执政理念，到底师承的是古今中外文化源流的哪宗哪派哪系？然而，仅从其如此的“大无畏”文化活动之举措、之气派判析，此等“文化壮举”的首倡者，不是“心存社会良知”且极具思想文化深厚底蕴的知识型红顶，便是个“胸无点墨、妄自尊大”而又急功近利地追逐官职最大化之功利型“傻搏大”之辈。
       倘若，这些“祭奠比干”活动的现实执政者之初衷，不幸被笔者言中而“荣膺”前者之列的话，那胸中的满腹经纶，在其所独霸的政治舞台上，自然就有了恣意纵情驰骋的用武之地。因为现实施政过程中的“公平正义、民情民意”，尽管紧迫且又附合潮流，但终因其推行与实施上的失范及短期内难获显绩之艰巨性，自然也就形成了全国一样的主流趋势，被绝然地放置到了其次再其次的思考范围。随之凸显于施政首位的，则便是市政建设的热火朝天，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招贴副品——吃文化饭、打文化牌。也正因此，君不见那在摩天大楼魔幻般不断拔地而起的宏大背景之下，曾经生于斯、死于斯，甚至曾经历游于斯、八竿子打不着的古之名者，不是孔子、孟子、老子，便是尧帝、舜帝、禹帝；要不然再找出个法显、弘二等什么样的名堂，塑尊巨型雕像，修处纪念庙祠，因一群群远古死人的出没乱窜，而形成的今世一道道传承历史文明的景观，转瞬间便将一座座古城老市衬托得“蒸蒸日上”、现代气魄；装点得格外的靓丽怡人，爽心养眼；这——便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显赫政绩！
       直面这当今社会中放眼遍陈、俯拾皆是的“滥采滥挖滥用”传统文化之时代潮流，任你将自己的视野放置于什么样的角度去尽情尽心地品味审视，呈现出来的都将是方兴未艾、蔚为壮观的勃勃声势。然而，无论其声势多么磅礴，表面多么的华丽，形态多么的繁杂，均不外乎是在尽同一种功利之能事——“吃文化饭”！
       说到这种尽人皆知的“吃文化饭、打文化牌”之“时代风尚”，不由便想起了鲁迅先生阅读陈子展《文统之梦》一文后，所著的《吃教》（收入《准风月谈》），曾对中国史上文化正统与庶出之争“文化现象”留下过辛辣的文字：“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为信徒，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喇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教，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仅由‘不撤姜食’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天经地义”的还有大兴国学主流社会背景之下，今人趋之若鹜的“吃文化饭、打文化牌”之“大跃进”。两者相较，与鲁迅时代所针砭的明显区别：除了不再是争“正统”、夺“独尊”，却是不论何种教派、何种文化，但凡是用腐朽古装裹着的“史上典范”，均能不加选择一古脑儿地皆吃之外，还由于在加入WTO之后，多了层文化知识产权的制约，及资源不能再生再造的严重局限，致使有限的资源原本就早已成了“吃文化饭”潮流的历史瓶颈，凡此种种，再加上来自不同层面、不同地域、不同利益集团的汹汹垄断欲望之影响、之掣肘，自然就没了“一碟全鸭”供一地独食的天然美事，也没了凡杂拌尽可皆吃的潇洒恣意。
       因此，悄然时兴起来的唯有那一碟碟极具地方特色、不伦不类的文化杂拌儿，再别出心裁地添加些“科学佐料”后偷偷享用的“亮丽风景线”！卫辉市之祭奠比干，即属于此类“吃文化饭”者之一例。而那些权属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全鸭全鸡”、“满汉全席”，当然就要由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紧紧地攥控在体制的手里啦！倘若还是不信，除了风靡国内的“宫廷御制”品牌之外，再看那卫星扫描的全球画图，尽管也填充着中国南海1380座耸立于波涛之巅峰的石油勘探井架、填充着黄岩岛波谲云诡的南亚小国争抢主权归属之危机，可那孔子及以其命名的“孔子学院”，俨然一股势不可挡的文化大潮，却差不多几将占尽了东西方的所有属地：从英吉利海峡、法兰西、再至南美北美奥地利，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巨人，仅凭其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巨大潜力”，就能创造出如此令全球眩晕的文化伟绩！这，便是国家垄断传统文化的现实功效，难道说还不够让华夏今人后辈自豪上千年万年？
       自豪，自然要有自豪的资本。能将本民族传统文化宣扬至此等极度的国家理念、且取得此等令全球 瞩目的现实伟大成效，当然要属于决策者的英明、国家的自豪、民族的骄傲。然而相比之下，那些惟国家马首是瞻的下属各级政府，紧步其后，要弄出些地方级别的文化秀场，不也是为了搏取些许地方级别的自豪吗？殊不知低级亦有低级别自豪的价值与乐趣呢！
       但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与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一样，文化资源的不可再生与局限性也就决定了从“三皇五帝、孔孟圣人乃至秦皇汉武”的不二特殊性。尽管伟人毛泽东用高远的历史见地，曾高喊出过中国“百代以降循秦制”的政史观，但凭其“和尚打伞”的冲天豪情，最终，说什么也只能是模仿先人、模仿历史，却无法再去轰然克隆出第二个嬴政始皇帝。在浩浩历史文化面前，连“伟大领袖”尚且都要此等地束手无策、壮心不已，更遑论其河南省卫辉地域上的小小芝麻官们？
       不是结论的结论：正因有如此的太多无奈，也正因无奈之下的太多小官们偏偏要在当今国家主导下的文化主流之中，愣要争强斗胜、怀抱不甘落后、不甘被主流淘汰的“雄心壮志”，在大官将传统文化的西瓜挑完选尽之后，也就只能挖空心思地在芝麻地里打转转了。殊未料转来转去，那被转晕了的头脑支配之下，谁还能再识别出文化价值之所在，管他糟粕与秕糠，管他枯尸比干的正负文化价值含量及现实社会的客观反应？有道是，给谁看家护院、给谁当和尚撞钟，就要以谁的意志为意志、以谁的牙眼为牙眼。难道说，这不都是从古人那里传承下来的求财求官、光宗耀祖之“历史文化道统”吗？
       卫辉市政府的主政者们，在选择“祭奠比干”之时的思绪、理念，到底能否归入笔者所罗列的合适类型，行文及此已无刻意比照之必要。仅从其毅然决然地选择“没有心肝”的比干，去“虔诚祭祀、顶礼膜拜”之现实行为，就足以认定他们“胸无传统文化意识之点墨、目无社会历史责任之担当”的盲目愚昧、混账品行啦！
       出此脏话、结此脏论的理由是：祭奠比干什么？或者说，比干的什么值得令人如此高调、如此隆重地大事祭奠？一句话，就因为其是暴虐奴隶制度的忠实卫道士吗？就因为孔丘谓其“殷之三仁”之“圣誉”吗？如果真是看中了比干的此等品行，此等价值，难道说这也是当今体制所倡之文化思想主流？难道说现代时空之下，不要造就极具主人翁意识之“公民”的现实条件，反倒亟需生长愚民奴才的社会氛围？即便是愣要培养孔子所圣定的“三从四德”者之流、培养一批批唯书唯上、奴颜卑屈之“奴民”的话，那史籍中成群成堆、多如牛毛的忠君之楷模，哪一位不比“挖心以示忠”的比干事迹更生动、更堂皇且又接近于现代的时空、其功效更利于愚弄民众？诸如和珅、李连英之类，哪个不是标准的奴才范儿，却非要挖出具令人闻而生恶生畏的三千年枯尸？
       及此再想，卫辉市之所以要特立独行“祭比干”，原因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卫辉与比干之间（尚需史家确证）的数千年“血缘血亲之荣耀”，亦即非其莫属的“地方特产、卫辉特色”，自当要由其后辈们首先挖掘、首先张扬标榜于他们执政的当今社会；再凭此举显赫的“现实政绩”，因全力推崇当地“文化特产”：卫辉之圣祖圣贤；再将自己一同“彪炳”于那深深掩埋着比干的厚重“青史”永恒之中——21世纪河南省卫辉市比干的认祖承宗、引魄招魄者是也！
       “有文化且更有思想”的政客，想问题办事情总有其不同常人之独到之处。敢将此等枯尸腐骨挖将出来曝晒现代文明之阳光者，尽管“其勇可佳”，但倘用普适的价值观视之，那就真真地要让人大犯糊涂、真真不知其在高扬着的“传承历史文化”大旗之下，究竟深深掩藏着多少“豪情壮志、奇思妙想”？但仅凭“通常世理”对之加以“臆断”，其中恐怕就有流行当下的、最最不可或缺的，那追求“挥霍”金钱与物质的强烈狂想欲：塑雕像、美环境、造舆论、煽民情，等等，这“吃文化饭、打文化牌”的系统工程、这“秀政绩、赚民望、媚上峰”的苦心孤诣，哪一项不需要金钱与物资的强力支撑？而在金钱与物资的潇洒耗费过程之中，那由苍蝇竞血般群起逐利者所掀起的“争抢景观”、那执政者尽情表演“索贿艺术”的眼花缭乱，又该是一幅幅多么令人养眼惬意的“时代画卷”？而其中最终能够“名利皆收”的难道说当是不相任何干系、非亲非故的任一商家吗？
       众所周知，逐利追名的冲动，从古至今早已就呈不绝之势，且褒贬之声也于无奈之中已近疲惫，在此亦不想多加赘述赘斥。但在世人皆知、皆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道德底线之下，所要愤然且郑重叩问的，即是这种巧借“盲从主流”的借口之下，偷偷张扬无良者之私欲，而更不惜以己浑浑使人噩噩、扰乱历史文化真实、混淆大众视听、误国误民误人子弟的难赦历史罪责，当由谁担当且谁又能担当的起：
       一部戏说帝王的古装历史剧，以追求最高票房价值为创拍旨趣，不惜使尽其浑身解数为专制的无尚权威呐喊出力的荒唐世俗之功效，竟然将个“心中只有私天下，漠视百姓之疾苦”的专制王朝之魔头，粉饰得却是那般的亲政敬民、温情贴己。直引得那些“事理未懂、史观朦胧、政治愚昧”的新生代们，心旌摇动，崇敬不已。恨不能立马抽身插翅逃离其所置身、又被其深深厌恶透了的现实世界，心甘情愿地去争当一名脑后拖着长长发辫的清王朝子民；
       一部由手机的神奇功能所想象所杜撰出来的穿越幻想，俨然不耻于紧步“神话”创意之后尘，竟能将一具已成朽木枯尸的秦代帝妃挖掘出来，再经那起死回生的“神来之笔”，刻意打扮得妖艳多姿、温情可人；进而又风马牛地与现代时空下的时髦帅哥，极其牵强地粘附在一起，并极尽渲染之能所描绘出的对爱之“死去活来、彻骨铭心”，横空嫁接的诸多煽情，原本已是极其无聊怪诞之风月畸情、畸恋、畸形恶作剧，却还不忘厚颜地将史上那些所谓鼎鼎大名的帝王将相、那些曾心仪朝位而被迫起兵造反恰又终成帝王者们抬出来充当豪华陪衬，以烘托其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炫人场面；最终所演义出的“腐朽爱情剧”，充其量仅是一堆少有文化思想含量、不能启人心志、败絮般轻贱不堪的文化垃圾。其社会功效，虽深遭“上年纪、尚有识、不恋旧”者辈的所不屑所不齿甚至所诟病，却不知又将多少不识“秦始皇帝为何物、专制独裁呈何形”的无知少男少女，迷得晕头转向，俨然红色革命史上当年那些因反对包办婚姻、追求爱情自由而愤然离家出走、歪打正着地走进“革命圣地延安”，最终却尽皆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追随者者一样，也跃跃欲试地恨不能一下就穿越过去，狠狠吸几口秦朝的腐浊空气，再给始皇暴君修上一截长城才快意呢！
       一部“三国演义”、“红楼梦”，一部“水浒传”、“西游记”，不同导演轮换拍，张某才罢王又拍。好端端的历史文化珍品，至今难出其右的古典上乘，竟然被“工业化、商品化”时代那些浑身浸透了铜臭的“后辈同行”——文化艺术分子们，“见仁见智” 地尽情驰骋其奇思妙想、其奇才异能，仅只为“充分地”迎合商品经济之规律、谄媚功利社会之俗流，单凭一个“戏说”为所谓“安全”护罩，就敢恣意“挖掘”、勇于附会、大胆想象，不惜伪编伪造，将美女那自以为“令人垂涎”的大腿，不是暗置于皇室后宫，便是横插在豪门巨贾的“偏房”之隅。再用那宏大叙史的无尽奢华且又莫名的炫人场景作烘托，极尽刻画男女私情的无比细腻之“艺术”才华。一句话，其创拍主旨均不外乎是殊途同归，循着一条时代主线：越是奇特、越是怪异、越是诱人、即越是最高标度。
       久而久之，在此条主线牵引之下，古典名著作者创作上的苦心孤诣、针砭社会丑陋邪恶的深刻指向，早已被他们抛掷在九万里云霄之外。放大倍数的摄影镜头之下，遍陈着的不是闺房的秀鞋肚兜、乳罩内裤，便是幽深古墓的传世秘笈、旷世宝物；不是帝王微服私访民间的“除奸豪举”与心仪淑女的卿卿我我，便是皇室后宫争幸邀宠所引申出的皇子皇孙流落民间的坎坷曲折人生。编来造去不外一种结果，红火了场面，满足了俗趣，最终却恰恰地借“戏说”而“虚说”，完全地忽略了历史应有的可怜真实、忽略了启迪后人的社会责任；
       一股“弘扬革命、邀好体制”的现代影视创制主流，在其“营利甚巨、片部数颇丰”的巨大社会与政治“贡献”之背后，所取所依题材，均不外乎红军闪烁的红星、八路军的灰色戎装与日本兵拖着屁帘的不堪猥琐，外加国民党军队绿呢制服及变幻无定的地下革命者靓男倩女新潮之道具下的一幕幕“革命神话”：旧的革命故事，仍不外《永不消逝的电波》、《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均难逾古典剧被不断重新翻拍之窠臼；那最欲吊人胃口、诱人兴致的“间谍”戏，更是成了影视界当下竞相挖掘、竞相比拼的淘宝指向。从《风语》、《风声》、《暗室》，到《旗袍》；再从《暗算》、《潜伏》，到《密战》；外加《英雄无名》、《勇者无敌》，《毒刺》、《悬崖》遍布水深火热之华夏。虽然片名的称谓不断翻新创新，剧情却总是无法超越“讨间谍、颂革命”这个老掉牙的红色主轴。唯一变化了的则仅是敢将“坏人特务”这些“革命”的天敌，“石破惊天”地“革命”之后也给予了同具正面角色一样倜傥风流、做人而不是做鬼的权利。
       在创作题材极其有限、时空超级狭窄、发掘异常频繁、且又旷世持久地频频反复宣扬之情状下，因遭遇噱头匮乏之客观瓶颈，那追名逐利的巨大冲动，竟不惜将“革命的名誉”冠冕堂皇地盗用滥用之后，却又反身将“革命”、“革命者”、“革命史迹”，从微观上极尽其能事地条剖缕析、经劈纬跺，揉巴得俨然变成了一团团腐棉败絮。任凭视之者怎样地横挑竖拣，从中却怎么都无法找寻出值得如此高调张扬渲染的些许价值、品味出值得此等推崇备至的丝毫必要。空留下那些不是神秘的“神秘”、难称其辉煌的“辉煌”，愣是让炎黄子孙们那颗本应接受阳光正义、文明进步的大脑，疲于思索、懒得思想，别无选择地只能消极被动“接受”这一大堆老掉牙的陈词滥调。及此，那高度谨慎的制度，还仍然担心此等填鸭式的红色灌输功效不济，欲倡之力度仍要一再频频地加剧增强。真不知是对此等现实文化情状的默允，抑或是从管制者的角度，认为其太太离谱、实实反常？
       此风倘若不止，甚至一味盲然再倡，那继发的“乱象贻害”，就绝非仅仅是中新网“太原小学生身着汉服等各式服装诵读国学经典”一文，所述的那样不可思议、那样的“惊世骇俗”：“5月10日，山西太原50所小学500余名学生，聚会表演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现场，学生们分着汉服、红军军装等各式服装诵读国学经典。参赛者自行选择的诵读内容既有《论语》、《弟子规》、《三字经》，还有唐诗、宋词、乃至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仅凭此报道所述，再去想象这幅绝妙的“时代画卷”，真不知那宽袍峨冠与口颂国学、伟人诗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客观生动效果，当是怎样的一种不伦不类、极其怪异的时代风情风貌？
       还有“网络新闻联播”一篇“中学被指罚20余名学生跪国旗、校方一天三种反应”文章披露：“网曝河南省巩义四中体罚学生，三十多度的天气让学生跪国旗”的描述，尽管校方与该市宣传部对之均闪烁其词、推诿再三，可那仅因“英语听力测试课堂上，20名学生未带耳机就遭遇教学楼前体罚俯卧撑”的搪塞，也明显缺少应有的人性关怀和人权的必要尊重。倘要再加体罚后长跪国旗思过的恶作荒唐之举，真不知在这方专供传播文化的场所、这些专事文化的传播者们，竟然对“红色与革命”的崇拜，盲目推崇到了何等可笑的极度？再由这些“人类的心灵工程师”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又该是一些什么样的时代“人才”？
       直面由上述这一连串现世怪象所主流的社会文化风气，与卫辉市祭奠比干之举相比照，真难分其间的孰优孰劣、孰低孰高。但不惜亵渎历史文化、滥用“革命”圣谓，以实现其深深包藏着的功利之用心，则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特质。唯今之潮流、唯今之时尚，潜涵着的“无利不起早”之浅显规则，连老妇幼孺、山野村夫都看得真真切切的因果，难道说那些象牙塔里、堂奥之上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们会不知晓？
       问题的关键之处，无论是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除了必具的社会责任感之外，还在于守不守古人所谆谆训导的“取财、取名、取权”之道。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无论什么样的流派政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无论什么样的职业行当，如果功利得连说话办事，乃至治国安邦，都将其刻意大写且加饰堂皇伪装之后的“私欲”，一味高高地置于鼻梁之上，那受遮阻的眼界眼光之中，还能探视到空际下的世纪亮光？
       以河南省卫辉市党政一班人的反时代、逆潮流之拙举而论，充其量则仅仅是笔者狭隘视野中的一丁点儿笑料。谁能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时空下，有着多少这样甚至较其更甚的施政荒唐呢！依照此情此势之发展，保不济哪个地方再出来个“功利心切”的大头政客，给你将“牛魔王、殷纣王、秦始皇”等主儿请回这现代的现实人世，让你去顶礼膜拜，焚烧高香的话，你还真是没辙、真不敢挺身反抗哩！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啊，从古至今，为何一代代总是遭遇此等的无良之徒？别说是期盼降临更大的幸福、实现更美好的希望，就连一部原本就被虚伪谎言充斥得满满当当的难解历史，现如今都又被人随意地“戏说”、刻意地改写改编之后，俨然变成了一只良莠更难分辨、是非界限严重混淆、进步反动可打对倒的乱乱糟糟、纷纷扰扰黑色大酱缸！
       还我真实历史，人皆知晓其中的不易；但又有谁知道，毁我子孙健康成长的文化清流，却竟然是如此地轻而易举、简捷便当！
       可悲呼、可叹呼，真不知谁之黑手在为斯等现世孽障，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殊未料，70年后的今天，蓦然又闻“老人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久远的湖南乡音。但却不知被邀来是为了给21世纪的华夏子民们指点迷津，抑或是以其独到的经典思想内涵，再事指导规范现实文化产业的强力振兴和文艺创作的伟大实践？可由此所能想见的，便是现代时空下被市场经济“扰乱了思维”的国民们，徒具有何等低下的素养与智商？要不然，社会发展都到了如今这等的和谐小康，还忘不了要劳驾伟大领袖耗思费神。是不是此举所可昭示的，即是不久之后那可期可冀、令人无比振奋的“百花齐放、百舸争流”之壮阔美景？是不是由此即可一改此股“强劲文化虚风”的世俗化趋势、功利化现状？
       但，不管这被预期的结果将会如何，对于善良的中国百姓来说，至少是再不愿亲睹“祭奠比干”此等时代之恶作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