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短假过后的4月9日，一篇“务工青年东莞割喉杀人背后的苦闷青春”网上报道，恐怖的“割喉杀人”与“苦闷青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凶案”特性，其巨大的冲击力直将人眼球撞得生生发痛、将人心脾刺得隐隐流血。因为“一死与将死”两条二十一岁的年轻生命，置之于任何社会背景之下 ，都将是个不太轻松的话题、都不能不引发“社会良知”的些许思考乃至对其底因的深层挖掘！只因杀人者吴艳春的籍贯道县，亦系湖南省的辖区，故将其视作近期连篇累牍于网端的——

说起湖南这个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省份，自然就要想起那位让神州红透了半个世纪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想起浏阳河哪道湾上生成的“大救星”，想起那篇曾经激发中国多少人钟情红色革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想起那为中国武装斗争“孕育红色火种”的“湖南农民秋收起义”，还让人想起那由无数农协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之“痞子运动”，以及“大救星”执政北京后一场接一场、名目不断翻新的“革命运动”。在随全中国尽数幸得解放之后的湖南省，外加毛后社会主义较长时期的不断创新、不断超越、不断崛起，时值19世纪90年代的综合生存环境，按理总该是一只用无数先烈缕缕血肉编织而成的“幸福摇篮”吧？新生代更应该沐浴着曾祖父辈的福祉衣食无忧、快乐地生活吧？然而，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竟然吊诡地让这方天地到处都充斥着失学贫困，充斥着私欲贪婪，充斥着陷阱虚伪。

试看杀人者吴艳春的出生地——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白马渡镇鸭子坪村，当了17年村支书的吴先勇如是说：“距县城不足十公里的地方，却与那里的繁华格格不入。村里很多房子还没完工，仅盖一层，就急匆匆搬入居住，且多数是留守家庭。”然而，伴随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进程而来的，绝不仅仅是日益凋敝的农村人口与原有活力，绝不仅仅是那绵延不绝于 赤县的“空壳村落”，就是那原先一直养育过一代代民生的沃野良田，也正在人们的“不屑一顾”中渐趋荒芜。13岁的“留守儿童”吴艳春，便是这“空壳村”片片良田趋向荒芜化过程中的无奈抵御者。父母外出打工谋生之后，正常情况下自身尚需供养的娃娃，为了支助正值初中在读的哥哥，家里一亩多的土地，就全靠其瘦小体弱、尚处发育阶段的小小肩膀费尽全力地死死扛起。“农忙季节，一大早总能看见他用肩膀拖着耕田的农具，一边高一边低地走着、走着……”老支书眼里的吴艳春，在这样的环境和生存状态下，心灵深处发酵着的当是什么样的心理元素？

“苦”，一个被现实生活所压迫出的感悟，在大量现代信息的刺激下，那大都市的灯红酒绿、那哗哗作响的商品经济之浪潮声，只有白痴，才真正辨别不出“幸福与苦难、天堂和地狱”的现实异同哩！

十三岁吴艳春“向往幸福、向往都市”的价值观，值此阶段的人生，可以说是极其正常的成熟度：在家劳累过重、上学无力负担、盖房尚欠外债、哥哥仍需用钱……因此2006年刚刚十六岁的少年，便义无反顾地跟着堂姐走进都市，在工厂小杂工的天地里初次播下了摆脱贫困的希望种子。

然而，就像任何失败者最终必然失败的原因一样，他选择都市的时代性错误，自然就注定了他的不可能成功：“没有诚信、物欲横流、尔虞我诈、遍地陷阱”的社会背景，对一个连“人生”一知半解都不知所云的乳臭未干者而言，怎能去直面这“社会”的纷繁复杂、道貌岸然且又虚伪丑陋、广为流传的“丛林法则”呢？

此外，再加上“不善总结”，一次次掉进陷阱、一次次吃亏上当，就是悟不透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又遇上个糊涂老娘，“养猪养狗”的老实本分草根生计，偏偏又不被她那不确实际的眼光看中，极力反对其回村种田养猪的朴实选择，最终硬生生地断了小艳春的退路。唯剩破釜沉舟、闭上眼睛，跳入那汹涌澎湃、暗礁漩涡密布之险恶社会一途！老支书一句“吴艳春是个苦命的孩子，一定是别人把他给逼急了”！如果真是被逼急了，那就别说是人，古人眼中的兔子都会咬人呢！君不见近代史上那些被逼急了的人群，不正是被其老乡“一代伟人”视作革命的动力，才屡屡不绝地高喊“穷则革命？”但不幸的是这个晚辈既没有那向前辈学习与实践的现实社会背景，更不具立志“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冲天豪气；此时，却又恰恰忘记了其曾祖父辈“大救星”老乡“恰同学少年”时，就曾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会水当击三千里”，你一个小小的不谙击水者，在此等浪涛汹涌的社会大潮之下，还要瞎折腾什么呢？

结局再悲哀也只能怨自己，还有那位同龄的受害人舒照岭。小小年纪，与害了自己性命者吴艳春本属苦命人一宗一脉。贵州省的自然环境，说什么其恶劣程度也不会逊色于湖南省的道县。一间小小店铺，终难维持其全家生计，却还屡屡遭遇小偷光顾。为避伤害，钻进被窝耳闻行窃响动的恐怖情景，到死都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十几岁年纪就要陪父亲上山砍柴，聊以贴补家里生活的拮据。外出后，至死都不愿再回（甚至传统春节）其生养之地的“绝决”，给人的感觉，与吴艳春对家乡的依恋相比，更要多出些被贫困长期撕嚼后的凄凉，亦即穷怕了的恐惧。这一切，足足可见山区百姓生存的现实艰辛，是怎样地在两个农村少年的心田，日积月累后，生成了个多么大的“苦”字？大型舞蹈史诗中纵然有“苗岭秀、百鸟啼”的醉人抒情，可那说什么也只能是特定的、为衬托“遵义会议放光辉”所创设的前置词而已，最终要隆重推出的仍不外乎是“用兵真如神”的毛泽东、毛主席；是只能服务政治、慰怡精神、却无法裹腹蔽体的“伟大主义”！“美景匆匆眼前逝、只怡官绅非草民”，原本就与“背篓压弯腰、身无三文银”的百姓实属风马牛不相任何干系。就像乱石岗、荒草滩天然就要与处决死囚的刑场紧紧相连一样，那养眼的山清水秀，殊不知，却往往都伴有穷困民生的生态衍生副品；要不然，反围剿失败后的红军，不奔京畿大道，为何要偏偏选择此等充满荆棘、危机四伏之坎坷险途呢？君不见，“缆索孤悬求学路、腌菜白饭盐水冲”的山里娃现实求学之情状？再看那“权势豪门纨绔后、海外恣情竞铺张”的钱迷纸醉，是怎样的一条巨大鸿沟，竟然此等无情地隔断了此与彼天壤般悬殊的人生？儒家“不患贫而患不公”的堂皇“圣训”，主观上愚人的无良故意，恰恰又迭加了对“不公乃贫困之症结”的错识与误判，无论其怎样地玩弄愚民之伎俩，阳光下的常识最终总会告知人们：“公平与正义”一日不立、一日不彰，又岂能幻想贫穷、贫困的提早消除？外加那黑幕后行将就木的专制魔杖，却又总是贼心不死地一次次拨弄着“漠视人性人道”的欲断琴弦，竭尽全力地为其肮脏私欲粉面贴金，惟恐公平一朝确立，那些以建国功臣自居、且又屡屡不能释怀的既得利益者阶层，由此失去庇荫子嗣的“御赐”特权，无从攫取本属全民的无尽财富，以供其子孙万代地享受奢靡与腐阔？难道说为今之道，不是正在盛行着紧紧抱守“不公”之古道，以牺牲众人之天赋权利，换得少数人的寡头幸福与生前身后名利之潮流吗？如此大写且可遮天的私欲之下，谁还管他什么“道德”与“法律”，管他操守与良知，管他民情与民意？“损他千万家、造福斯一人”，才是至今不朽的恒定世理哩？！

此等社会背景之下，两条年少的鲜活生命，两个繁衍于 “天然遭欺”的寒门“庶民”，一根漫漫无际藤蔓上连着的两个苦爪：尽管，一个出生于“红色航船”的铸造与起锚地，一个植根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歇脚地”；却只能无奈地面对，一个因不堪贫穷入世求幸福、一个因贫穷不堪出山谋新生的相同窘迫遭际；最后又“分道扬镳”，一个屡屡被骗却容不下再骗300元、举刀割喉害命即将成死囚，一个屡屡遭骗后却又错误地转身去骗他人，终遭流尽鲜血命丧黄泉；悲哀地致使，两条由“长征播种机、宣传队”殷殷红色沐浴过的地域上，生长出来仅仅21岁的年轻生命，竟如此轻率而不幸地都将丧弃的怆然结局，横空给21世纪的红色中国，又一次添加了些戏谑的血腥红色！

倘若将其结果，归咎于“不谙击水”而却要懵然为之的悲剧的话，那对接下来的又一事又该作何思考：

举世闻名的“太子奶”创立者李途纯与举刀行凶者吴艳春一样，同属“大救星”孙子辈的湖南老乡。凭借100万元“倒卖”毛泽东诞辰挂历，所赚取的其人生第一桶金开始创业起步，最高曾创造出过身价50亿的个人及湖南历史辉煌。及此衣食无忧、志满意得之“陶醉期”，又以湖南人成功成名后常见的“雄心壮志”，毅然地投资造价过亿的豪华办公大厦，以显其身价之不斐、实力之雄厚、事业之有成：仅以卫生间水龙头购置价5万元的豪气、高层楼顶加修高档豪华游泳池的阔绰、与世界金融巨擘摩根士丹利7300万美元豪赌其公司百分之五十增长率之雄心，等等等等，这一招一式无不在显示着其对“太子奶”私营帝国的勃勃雄心与踌躇满志。

正是这样一位湖南地域上、有幸得益于毛泽东“大救星”福佑的湖南乃至中国及世界级商界精英；这样一位能在市场经济汪洋大海的惊涛骇浪中走向个人事业的顶峰者；这样一位曾为当地千家万户脱贫致富、3年为10000多人安排就业输送利益超亿元、一万家庭4万人口得温饱的重大贡献者；这样一位全国销售分公司100多个、一级经销商3000多个、二级批发商10万个、终端零售商400万个、间接带动社会就业脱贫数百万人口的领军人物；却不知为什么，竟然于2010年6月14日，被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

这突如其来、且莫名其妙的遭遇关押，理由尽管不像历史剧中屡屡讽喻、挞阀的“莫须有”那样荒唐，可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牵强罪名，也真可谓现代中国的伟大“创造”！即便是如此地莫名其妙，尚且在还未找到足够犯罪依据之前，就仅仅凭借“涉嫌”一词作修辞，便于一个月后，突遭株洲市天元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时被抓的还有其儿子、弟弟及其公司的数名高管——由此，一桩现代时空下的惊天疑案，便在湖南这片充满神奇的地方，横空出世，再次改写了先前的种种历史神奇！

李途纯无端的身陷囹圄，丧失自由，倘若置于法制完备的社会背景之下，其公司的正常运转和经管，说什么在没有确定其罪证罪行之前，都应该给予必要的保护。因为，这不仅是“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的昭彰法条，更是现代社会的常识性公理。但不知眼前这种惯性的“严打严捕”思维与做法，仅仅是湖南省这方土壤都被革命史迹红透了的地方之行为习惯，抑或是整个神州大地上均在沿袭通用的“专政”余绪？但不管其深层原因到底如何，不管有多少“制度中的合理性”，眼下现实的事件结果，却在毋庸置疑地告诉人们，从李途纯锒铛入狱的那一刻起，遐迩闻名的堂堂“太子奶”之巨型集团，仅仅因为法定代表的“暂时缺位”，便随之“关门大吉”，被人打入了死亡企业的另册之中。于国于民、于公于私，说什么都该是一种不应有的惋惜！

“太子奶”死亡了，死得竟是这样的离奇！可与吴艳春因杀死舒照岭即将判定的死相比，说什么后者也尚具极其鲜明的“因被骗而行使强烈报复”之作案故意。而此时的“太子奶”，却死得是那样的不白不明，那样的有违常理；因为无论怎样地考量，那“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的嫌疑罪责，说什么也不能构成其必死的理由，更不能构成其必死的“罪证”！

那么，对此桩不该死却无端被致死的疑案，就不禁要问上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非要置“太子奶”于死地呢？

试看“太子奶”老总李途纯被株洲市公安局专案组，拘禁后15个月内，自己一家及其相关人员的人身遭遇，或许可以窥探出其中的些许“办案之刻意”：“李途纯被捕后由于证据不足，专案组先后又对其罗列了‘职务侵犯、抽逃资金、挪用资金’等罪名，轰然出动干警数十名，并由‘太子奶破产管理人’特意‘聘请’的律师全程配合，搜集出一千多分加盖过公章的伪造证据，真可谓是‘挖地三尺、志在必得’”。李的代理律师全国人大代表霍玉华如是描述。“专案组为搜取证据，逼迫李的舅舅高博文检举李，致高除夕夜不堪忍受警方威逼而割腕自杀身亡；又要李的原工程师李立军检举李，因不顺从，竟致使其被‘他人’骗至河南一酒店内，用酒强行狠灌致其当场‘醉死’；李的弟弟李洁纯，现年49岁，受牵被捕后被株洲第二看守所发现患有重病、随时具有生命危险而遭拒绝羁押后，‘专案组’才被迫将其取保候审。回家后数天因脑血管爆裂，经抢救虽脱离生命危险，却落下个全身瘫痪，至今行走不便、口齿不清；李的大妹李冠军，现年51岁，受牵连在第二看守所强行羁押27天，身患家族遗传性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狱中偏瘫，出狱后长时期无法说话；李的儿子李帅，国外留学回国后正就读于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受牵被羁38天后取保候审，现已无罪释放；为多方收集证据，‘专案组’还列出了26人的抓捕名单，其中包括太子奶的员工唐夏燕，原太子奶办公室机要员，因受牵连而遭‘专案组’强行威逼致怀孕之中的小孩流产；王海燕，被株洲公安局误认为李途纯之亲戚、曾在李家当过保姆为由，将其强行羁押14天(后证实王并非李家保姆及亲戚，只是好友)，数天后株洲检察院下发无罪释放王海燕通知书，即成李案第二个被无罪释放之人。据悉，当株洲公安局专案组强行闯入她家后，就要其交代李途纯的犯罪事实，并逼其在“专案组”已经写好的伪口供上签名。王死活不从，且直斥所拟口供不是事实。随之，株洲公安又强行将其不到2岁的小孩，无情地实行隔离并禁止饮食长达8个小时之久，最后王被逼无奈，只得违心地在株洲公安专案组已经拟好的口供上签字；”……

直面“太子奶”的此等惨状，不知是当地社会良知的被迫觉醒，抑或还存有其他的原因，总之是历经社会多方的“努力”之后，李途纯才终得取保候审。即便是此等牵强的可怜结局，在约3个月之后，“专案组”负责人、株洲市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凌娅，却不知对李哪来的巨大“仇恨”，仍多次气势汹汹地威胁其及家人说：“如果再要告她，她将再次对李全家采取行动，她的后台仍未动摇！”仅从此话语中隐隐含有的“心存之不甘”，从办案起始的倾向性“妄判妄断”，总觉得有一种深层的隐情，一直在此案中屡屡作祟，却就是窥不透这一位办案副局长，为何要抓住李家紧紧不放、对李及其“太子奶”如此地歇斯底里、硬是必欲置之死地呢？还有，到底是谁给了她可随意对人、尤其是已被事实证明的无辜者“采取行动”的特殊权力？同时，也不得不对这种无关联、却偏偏要施于极度关切的“反常规行为”，多上一分叩问、一分警惕！

然而，再仔细品味这起“执法者”与“被专政者”之间的办案缘由及办案过程，从中让人所能看到的除了“太子奶”及其创立者全家惨不忍睹的结局外，就再也无法看出其间有着太多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局外人的丝毫幽怨”。办案理由、办案方式，纵然存有太多的商榷之处，但那毕竟仅仅限于办案。可有谁能够由此看出“太子奶”的存亡生死，到底关涉了株洲市公安局副局长凌娅多少屁事，愣要对李途纯紧抓不放，甚至事后还要死不甘心，爆发出如此雷霆大怒，不惜“对其全家再次采取行动”呢？难道说“太子奶”真的招她惹她啦？

对此，从眼前的案例中显然无从找出答案，难觅蛛丝马迹。恐怕连当事者、受害人李途纯那颗潜心商业事务的“大脑”也未曾能够料想得到。只是到了最后，随着事态之发展，才渐渐地让人看到了那黑暗中早已虎视鹰隼般将“太子奶”生物锁定的无良者之贪婪目光，还有那死寂中以匍匐状渐渐潜近的狰狞食肉者——“太子奶破产管理人文迪波”。

之所以将文迪波视作食肉的“兽王”，完全是因其猩红的绒毛遮蔽之下，有一颗被利欲熏染成黑色且不断膨胀着的野心：自太子奶资金链断裂且重组失败，政府注资1亿元强行介入，由其以天元高新开发区管委副主任的身份，代行株洲市政府托管使命伊始，便开始酝酿其觊觎已久的、将“太子奶”及政府注资，悄然蚕食鹰攫至文家私囊的险恶计谋了！

野心虽然在嫉妒中已经生成，但要最终变成文迪波私家账户上的现实财富，这其中的操作技巧，所要经历的曲折过程，所要编造的资本运作上的生动故事，说什么都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还有那社会上倒李倒“太子奶”的“破字”型氛围，与树“文”惠“文”之“立字”型东风，没有一支可当“攻坚克难”的“特种战斗力”，恐怕是万万不可能行得通；尤其是其“狼子野心”被李途纯悄然识破，且多次向政府领导提出“风险警示”，勇于表露不计个人报酬只求拯救企业，为政府分忧解难的善举被拒之后，文迪波对于此等差点坏了其好事者，常人完全可以想见其最终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由此，也可初步确定，李途纯的入狱，“太子奶”的匿迹即是横遭仇者、妒者、红眼者所暗算的不幸悲剧。可那假借拯救之名行玩弄栽赃诬陷之卑劣伎俩、以求实现其“罪恶私欲”者，最终，也未能跳出人生“善恶报应对等”的轨迹，在“雪堆埋死人”规律的支配下，由其肮脏用心张扬过程中自然衍生出的斑斑劣迹、桩桩罪证，终于聚沙成堆直到阻断了其无耻的人生之路：2011年7月，亦即文迪波以管委会副主任之显赫身份，高喊着“太子奶必须救、可以救、能够救”之口号，履任“太子奶”最高、最大权力掌控者两年半之后，湖南省纪检委便对其实行了“双规”，后又被警方正式逮捕，锒铛入狱，沦为一名“阶下之囚”。其罪名因尚处审理程序之中，暂且难以详知和确定，可据举报其罪证者的陈述：“身为国家公务员，在‘拯救太子奶’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利益输送，涉案金额或达4000万元之巨”！倘若煌煌“法条”不在此变温变情、变软变形，如此昭彰的罪恶，外加损毁“太子奶”的种种劣行，应当该是死有余辜吧？

然而值此，无罪释放后无事可做的李途纯，其“太子奶”名下的私产，却早已一文不名，全然化成了泡影，当然要连同“太子奶”那曾经煊赫一时的辉煌美名！至此，禁不住仍要问上一问，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面前，李途纯是不是也像前述杀人者吴艳春一样，压根儿就不谙“击水”之技巧？直面其彻败的惨痛结局，真不知有谁、当然也包括李途纯自己，能将这“雾中花、水中月”般的缥缈世事望个真切、看个清楚？

接下来发生于湖南的又一故事，或许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再就这些困扰大众认识的迷团，给出些有益的启迪：

交通厅原副厅长陈明宪的轰然落马，适逢2012年3月31日，号称创造世界桥梁史上第四个世界第一的湖南矮寨悬索大桥，隆重庆祝“胜利竣工”通车的前三天，这位被誉为世纪大桥中国历史的创造者、矮寨大桥的指挥长，却悄然地从当地顶级的五星豪华“华雅大酒店”1649号房间，被湖南省纪检委“带走”了。翌日便发布消息：陈明宪因涉嫌在高速公路工程招标等环节存在严重违纪，至此被立案调查。

“调查”，就此前中国反腐史迹中一连串贪官落马后的惯用做法而言，仍不外乎是为了最终揭开陈明宪违纪谜底的一种“组织手段”，更是当前现实制度下，对党政干部实施监管的通常方式和平抑社会舆论激愤之情的有效缓冲阀门。也正是这样的一种“非法律而党纪”的“双规方式”，在其历久弥新、屡试不爽的实践过程中，早已被反复证明是明显置于党委掌控之下的不透明、不阳光、且充满太多“政治考量”色彩的党内惩治方略。正因如此，也使其同时具有了众所周知的惯常“冠冕堂皇”。然而，再细心品味这种令人莫名其妙的“政治艺术”，无论其含有多少稳定舆情的深远考虑及必要；无论其创设者的主观愿望有多么的美好，可那现实的实践结果，却又总是屡屡地给极具涉案嫌疑的既得利益者们的“自保博弈”，腾挪出了太多太大的运作时空，留出了翻案赖账的无尽 想象，近而又使每起具案的未来走向，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变数，最终却要去遵循那“结论终向实力实权俱优者一方倾斜”的潜在规律，使案件的“调查”被无形之手所掌控所牵引，渐渐地趋向早已预设好的“理想之佳境”。君不见，那一个个数亿、数十亿的大贪案、民众眼中的死刑铁案，最终还不一个个都是以“死刑判决、缓刑实施”圆满地了事了吗？真不知这些在有关国计民生之中少见的温情与人性化，恰恰在对“这些人”的“终极关怀”之上，却总是体现出如此的充满人道与人性，充满如此不忍杀生的“菩萨之心肠”？也正因如此，才对眼下尚处立案“调查”的陈明宪案例，再次从内心里充满了太多的翻案之忧虑。

然而，再转念一想，倘若依照常识常理，再就眼前赫然披露于网端的信息要素而言，陈明宪的被羁押既已成客观之事实，无论其将来能否博取个什么样的“理想结果”，可那已经显露端倪的“坏官贪官”形迹，再外加如下那关键词般的关键数据，是不是至少可为最终封堵案情的神话般逆转，划出一条罪责追究的最低标线——

“陈明宪租住五星级酒店的费用，每年需耗资四五十万元，且近三年以来，一直秉持着此等挥霍浪费的“工作习惯”，每天晚上打麻将，均要延迟到凌晨两点”；“1995年至2000年精心打造的以其为总经理的“路桥湘军”，转战大江南北，所拿下的20多亿元项目劣迹斑斑：2007年6月承建的九江大桥被船轻易撞断；2007年8月在建的湖南凤凰沱江大桥垮塌；去年7月杭州钱江三桥塌陷；刚刚竣工通车的矮寨悬索大桥被其刻意提升高度（由200米左右提到355米），致使原本只需7.9亿元的预投，经其手却足足耗费了15亿元之巨；岳阳洞庭湖大桥设计2008米的长度，则是为迎合2008年的奥运会和创造超越此前湖南最长大桥2006米的世界第一“宏伟政绩”；其亲属遍布湖南省交通系统：儿子陈钏，任湖南省高速广和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弟弟黄道军（注：陈明宪随母姓），任湖南路桥建设集团下属通顺公司董事长；及只要打个招呼，大笔一挥，他便可轻易安置亲属或关系户进入湖南高速系统；通过其影响力，所培植的‘亲信’遍布湖南交通系统的要害部门和重要岗位……”

论身份：杀人者吴艳春“乳臭未干”，初臻豆蔻，却已丧失生活信心，夹缝里脆弱得连生命都坚守不住的“山野荒草”，除了给社会以“活着的躯壳、无助的国民”之外形，可以说是“一钱不值、一言赘论”之草芥；“嫌疑犯”李途纯，纵然碰巧有过“倒卖大救星诞辰”挂历、且淘取过百万真金的好运，但其“卑微身份、贫寡人脉、孤陋见识”之客观上脆弱得不能再脆弱的社会基础，怎么能确保其精心打造的数十亿“耀眼豪华时代巨轮”——“太子奶”，就能不触暗礁、乘风破浪地前行呢？没有强力政治、实力集团的庇护，社会中那股潜潜涌动的“掠富劫富、嫉富妒富、仇富恨富、诅富咒富”之变态暗流，凭其所可支配的潜在无穷能量，当其贪婪私欲被所谓的“利益分配失衡”所激怒之后，那歇斯底里的“仇怨”，定然会毫不留情地将你抛入汹汹的滔天巨浪之中，直到其嫉恨对象被污泥浊水呛噎得生不如死之后，才会突现“人形”，大发慈悲，以什么样的冠冕堂皇之政治名义，再将其掀翻在地踩上几脚直至搞烂搞臭，然后便一下扔进那无所不包的“十八层地狱”。没有“根基”的草根李途纯即是这样的不明遭陷者，虽然算不上中国历史的现代式第一，但也绝非是此等现象的世纪之终祭。

陈明宪与前述两位同乡相比，自然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其间的根本区别，又绝非仅仅在于其具有多么煊赫的身世，而恰恰是其头顶之上那熠熠生辉的红色国字号标记：国家公务员副厅级、国有路桥集团总经理。有了这样的标识标记，同时也就具有了“无敌天下之特权”。其寓意，俨然就像得到了佛祖的无尽垂爱及终生庇护一样，无论其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想、所图所欲”，定然能保其无往而不胜、无愿而不遂；定然会使其轻松拥有“不管风吹浪打、独享胜似闲庭信步”之无穷惬意！与之相较，注定要倒霉的李途纯，恐怕即是用尽其浑身解数也未必能找寻到一丁点儿“品尝此中甘味”的少许良机。因为，“特权、垄断”的“反平等、反正义”之刻意之优势，所要追求的，不恰恰正是这种殊途殊局之目标吗？而陈明宪之流之辈，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的幸运者——没有失败只有成功，没有竞争只有域中“真大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种“不弃专制特权”之体制的必然副产品！

论结局：前两者已经是一位将死、另一位死里逃生后却依旧地生不如死。陈明宪将于那所谓的“立案调查”、暂时的“身陷囫囵”之困境中，等待着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命运呢？对此，恐怕稍具中国特色之常识者，均不敢妄加臆断、且深知其中实实具有着常人无法客观推断的深层之要害。因为那现实实践之中，“权势、法棰、法条”谄媚金钱与权势，而又屡屡地“助纣为虐”的太多显例，早已深深地灼伤了正义者的良善心灵、迷茫了民众的是非标度。到底陈明宪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被“公正”给予裁决，那眼下暗地里正在“疲于运动、潜心攻关”的陈氏能量，自然是不会甘心于给舆论交上一份“白卷”的！

然而，推测，充其量也仅仅只是暂时的推测。但就是仅凭常识与“历史经验”而断，那不日之后的“调查结果”，肯定也不会偏离出“现行潜规则”之功效半径太多太远。如若不信，敬请拭目以待。事已及此，也不妨再将“政治顿号”之后的陈明宪，与其前述两位获罪同乡，放置在一起做个简单理性的盘点对比：他们真的是同一类属之国民吗？其人生历程为何有如此悬殊的差别？进而再审视结局不幸者们的结局，“沦落天涯的囚犯”真的就可从此抹去其间来路与归途的再次分野吗？依照毛式“会当击水“之游泳法则再行反思，他们最终的结局，均与擅长或不谙“击水”相关吗？

 倘若将当今社会视作金庸笔下的江湖，便是因不良之徒的无处不在，才给其增添了太多神秘险恶的恐怖色彩；再用经济学家惯用的商品经济之汹涌浪潮比对，便又给人以汪洋大海中表面平静、水下则漩涡密布、暗河横流的无穷神秘。而生于斯长于斯的芸芸众生，却存有如此苦乐不均的悬殊命运，为此，禁不住则要向苍天大喊一声，此等社会情状之下，到底是谁在其背后作着“如此的江山指点”，到底有谁才具能力去“缚住苍龙”？文章所及的三位湖南案主，置身于此等生存现状之中，真不知他们谁的手里曾经紧紧地抓住过自己的命运？倘若再次引用 “大救星”前辈老乡的那句哲学判断，“会水当击三千里”作参照，难道说他们均属现世的“不谙击水”者吗？
         殊未料，最近新闻时讯刚刚又有爆料，“洞庭湖江豚屡屡不明死亡，严重濒临灭绝危险”，文章直击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之严峻情势。本文标题，将不识社会险恶、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弱势者群体，因被社会边缘化而无助地随波逐流，而称作“不谙击水者”，完全是由于其所置身的现实社会之中，有着太多的神秘，有着太多的“无规则游戏”，继而，也就促成了太多的常人难以适应性。倘若这种不适应，竟然发展到了殃及河湖鱼虾之严重程度，那么，就不得不问上一句，这样的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连“鱼虾”生存所仰赖的必要自然生态都尚且不保，那就完全可以想见，这种现实社会环境内部的无序化，因社会管理功能的几近失效，已经臻于何等危险的地步！其中，到底还有无“丛林法则”中的天然强者？答案恐怕不会是轻而易举的肯定与否定。如若自然界的“丛林法则”，不适宜也本不应适宜现实的人类社会的话，那么，当今社会赖以存续的“人文法则”，该又是什么呢？再有屡见媒体追踪曝光的“三聚奶品”、“瘦肉精”、“地沟油”、“烂皮鞋胶囊”、“吊白块添加剂”……，如此“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乱麻一团”的人类生存环境，除了历史上“皇帝老儿”因有大批大批的试餐者做人肉盾牌、暂时可逃死劫、苟延残喘一些时日之外，现如今，真不知怎样的人才不致被淹死毒死、杀死陷死；才能够坦然地直面“21世纪时空下”这现实的社会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