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杂志2014年第14期封面

　　策划人：李天锐

　　从一地主官被组织告知将离任，到召开干部大会、正式离任这段时间，被称为官员的离别期。

　　“离任领导的好政策能继续执行吗？”“还没‘搞定’的项目如何推进？”“新一把手是什么来头？”离别期的官场，总是伴随着各种猜测，不确定感如影随形。因此，官员离别期有可能成为下属的“焦虑期”。对极少数即将离任的官员，则是腐败的高发期。

　　以官员的离别期切入，官场百态跃然纸上。然而，比“揭秘”更重要的，是对落实已有各项制度、加强权力监督的期待。

　　有些官员离任前，开始在大会小会上总结自己任期的工作，尤其是成绩。个别人还会在电视台、报刊等媒体宣传政绩，为自己能转岗添柴加火。

　　官员离任，想说再见不容易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即将升任副市级领导的消息正式公布前，作为西南一农业大县县委书记的陈顺，已经接到了市委书记的电话告知。此后半天，他就接到了各路祝贺。

　　谈起消息是如何传出的，一名在组织部门工作的人士接受廉政瞭望采访时分析，最初掌握消息的人都有可能透露：参与决策的领导、组织部官员，甚至拟提拔当事人及其竞争者，都有自己的圈子。

　　“如果是平调，有的会事先打个招呼，有的不会。”陈顺根据多年工作经验给记者分析，对平调对象的安排可能出于各种考虑，有时是正常的人事调动，有时可能是工作不力的一种委婉处置，因此通知方式也不一定。

　　总之，提前获知消息，为即将调任的官员，尤其是即将升职的官员，留有更多时间铺垫情绪、预做各种准备工作。

　　心跳时刻：贪官最担心“马桶效应”

　　陈顺介绍，如果是一个事业心、责任感强的官员，首先思考的是当前工作的延续性。“非要害岗位，重点考虑工作的顺利交接，把自己手上的工作绾总交接给下任；如果是一地或一部门的一把手，多少会考虑到执政思路的延续性。”

　　几年前，陈顺也有过一次升职的机会。那时他担任县委书记不到3年，在带领干部群众修缮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的关键时期，接到市委书记电话，表示市委有意提拔他到市级一政法部门任一把手。陈顺思考了几天，还是谢绝了。“当然想去。”但是，他表示，不想被人指着脊梁骂，“当初吹大话了吧，现在扔下烂摊子走了”。

　　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一把手易人，常容易出现新官新政，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很少。陈顺只知道一个市，20多年来连续几任领导坚持一个发展思路，城市建设得很好，“只能说连续几任都遇对人了”。所以，他担心自己走后，自认为的这些与民众利益关系最大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

　　但真正到离开时，“担心也没办法。除非升成现在的直接上级。”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那都不一定。当然现在都不单纯提倡巩固政策，而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执政思路’。”

　　还有部分被带病提拔的官员，则有更隐秘的担心——马桶效应。有的腐败官员一直原地不动，有些问题可能一直捂着掖着，难以暴露；而一离开原位，问题更易暴露。

　　日前，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从103个副省部级的腐败案例中发现，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获提拔。可见马桶效应的担心者，应不在少数。

　　官员离任一方，其在当地的影响力可能减弱，此前被压制的举报或将井喷而出。所以，调离干部也可能起到为调查排除阻碍的作用，有时甚至成为查处腐败官员的一个手段。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高压，让马桶效应更加明显，今天的调离、哪怕是提拔，不再是单纯的喜事。诸如苏荣、谭栖伟等，就是离任提拔后被调查。加之各种终身追责的制度不断探索出台，以前那种官员离任一走了之的事，将慢慢不再。

　　“无论如何，任命下达，尽管思虑万千，但等待准信儿时那段真正焦虑的时刻已经过去，升职毕竟是人生一大喜事。”四川某县纪委书记程彻元认为，对事业型官员来说，升职意味着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舞台、更大人生价值的可能；而更大的权力如果没被善用，往往成为腐败的工具。此时，“与家人离别、分居什么的，‘那都不是事儿’”。

　　平调、退居二线等的离任者，情绪更为多样，但服从，是唯一的选择。

　　行动时刻：低调保险

　　提拔的消息一出，各种祝贺不光停留在口头上。在行动上，有时少不了贺宴的邀约。同时，对于即将离任的官员来说，会拜访老领导，联系同级、下属感情，有些带病提拔者更少不了与利益链条上的人达成更紧密的利益同盟。“这个时候，要巩固各种关系。”

　　一名退休干部认为，过去领导干部离任前，尤其是升职前，工作范围内和私人圈子里，相互交叉宴请的情况比较多见，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款请吃控制得严格，以至近年来不少地方明文规定，离任不准吃喝宴请。不过，“公款不让私人请客嘛。”个别人认为，参加这种私人宴会，更能体现双方的亲密关系。

　　据《财经》杂志不点名报道，刘汉与刚落马的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关系颇好。在谭力赴任海南前，刘汉为了搞好关系，与前妻杨雪一起请客，送给谭力夫人翡翠戒面，为此后拟在海南做项目打基础，但项目最后未成。

　　离任拜别，有冷有热。相对大多数热闹的宴别，也有一些离任者会得到醍醐灌顶的帮助。一名副厅级干部介绍，过去每次获提拔时，在向一名老领导，也是自己政治上的导师汇报时，往往会得到一些指点，帮助分析新职位面临的形势，告诫他加以警醒，传授一些为政思路，甚至将自己的人际关系引荐给他。

　　如何做好工作的交接，也是离任官员面临的问题。

　　有些人匆匆离别后，遗留的工作受到关注。如山西大同原市长耿彦波离任赴任太原市长，就被当地一些人认为“突然”。有市民发问：“尚未完全建成的大同，会不会满是烂尾楼？”很快，调到大同任市委副书记、主持政府工作的李俊明做了“新官要管旧账”的承诺，安抚了民意。

　　不过，目前领导干部工作交接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一些地方则在政策层面进行了探索。

　　浙江省安吉县2011年出台干部离任交接办法，前任领导要将在任期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详细记录在交接清单里，交接时专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交待清楚镇里的财务经济工作，确保“新官知旧账”。

　　多个采访对象介绍，升迁的消息正式公布前，绝大部分官员会保持低调，一方面维持政策稳定，一方面是个人行事、口风的低调。个别人在少数场合高调，往往会遗下笑柄。

　　一名基层公务员向记者讲述，他的一名前同事不知从何处得知自己有望提拔，随即请客摆酒，跟自认为关系亲密的同事说自己要走了，朋友们纷纷敬酒恭喜，结果半年后仍在原职位。

　　尽管多数即将离任者，私下言行上刻意保持低调，但有些方面却有意高调。见证过多次领导提拔的程彻元介绍，有些官员离任前，开始在大会小会上总结自己任期的工作，尤其是成绩。个别人还会在电视台、报刊等媒体宣传政绩，为自己能转岗添柴加火。

　　随着离任审计越来越普遍地运用，官员离任前为接受审计做好准备，也成为离任一关，同时个人行为更须格外谨慎。

　　几年前，廉政瞭望记者到地方采访时，有工作人员抱怨，领导调走时把车也带走了，原单位又不好说什么。程彻元感觉，近年来，上述在过去心照不宣的“小节”，也引起了官员的重视，避免“因小失大”。

　　话别时刻：你若相送，我便不认

　　对于离任官员，有的地方会安排一个简单的欢送会，此时的离别讲话，是一个表达情意的最佳时机，可以柔软，可以深情，甚至可以文艺。当然首先还是讲政治，不过，总结工作成绩和问题也相对不那么生硬，尤其在最后表达留恋时，往往言辞丰富、动人。

　　在表达心情方面，据传为中国铁建总裁金普庆的离职演讲中，引用了诸多诗词：既没有心轻万事如鸿毛的洒脱，也没有无限事从头说的执着，更没有“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的自负，没有“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 的无奈，也没有“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的失落……

　　而诗人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更适用于离别的场合，被引用较多。调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姜大明离开工作了15年的山东时，仇和离任江苏赴任昆明前，都曾引用这句诗表达自己对当地的眷恋。

　　离任时分，大概是官场中难得的相互表达感情的正式场合。如何走得动人，离得感人，往往成为反映官员工作、人缘的一面镜子。

　　个别官员离任时，原单位一把手会亲自送去上任；有的被曝大批群众聚集送别，甚至拉起横幅、锣鼓秧歌，据称为群众自发，但往往被网民质疑为作秀。

　　一些落马官员中也曾在离任时被热情相送。2007年11月29日，薄熙来离开商务部前往重庆履新前，面对工作人员的集体送别，薄带头与工作人员唱了一首《团结就是力量》，一时间场面甚是热闹。

　　也有人不在乎这些形式，静悄悄地离开，并且越来越多的部门将这一做法制度化，要求对离任官员“不迎送不宴请”。

　　据媒体报道，2013年12月，原驻藏某团政委王守学升任时的离别，显得有些绝情。对敲门来访者，他隔门相劝：“你若前来相送，我们从此便不再相认”……最后悄然离任。

　　有些人主动将离别的消息公之于众，只为给关心自己工作的网民一个交待。江苏常州市长姚晓东离开常州赴淮安工作时，在常州当地各大网站论坛发了一封300字不到的“告别信”，半天的时间，点击量达到2.7万人次；该市上一任市长王伟成2011年卸任时，也曾发贴向市民、网友致谢，表达“我是一个兵，卸任后回归老百姓”的心声。

　　一个即将接任书记的原县长，整天呆在办公室“鼓捣”什么，并半开玩笑半严肃地提醒书记，希望这段时间，不要调整人事，以免影响他日后施政。
    心态万千的下属们

　　文_本刊特约记者  陆思敏

　　“县委书记要调走了！”

　　作为县委办主任，李浩在县委书记到市上谈话之前，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激动，更有些焦躁。激动的是，县委书记此行是升任，将任副市长。焦躁的是，伯乐走了，自己的县委常委还有戏吗？

　　从18岁参加工作，农家子弟出身的李浩在乡镇干了20多年。40岁时仍在偏远乡当乡长。此时，现任县委书记调来，将他由乡长直接调至某大镇担任党委书记。3年后，调任县旅游局局长。不久，再出任县委办主任，成为对他提携有加的县委书记的“大管家”。

　　县委办公室主任一职，本有机会直接跻身县委常委，但当时要考虑的人太多，李浩只能暂时“委屈”一下。不过县委书记私下暗示过，最多两年，一定考虑李浩的待遇问题。

　　李浩向廉政瞭望记者回忆道：“领导无论高升、平调、退居二线，其个人政治前途已经确定，人家心里没什么好七上八下的。真正充满不确定感甚至烦心的，其实是下面的人。”

　　没有解决的“个人问题”

　　在那段“离别期”里，李浩曾抱有希望——书记能否利用离开前的这一段时间，把自己的事情解决了。在陪书记外出调研时，他斗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然而，这名即将出任副市长的县委书记直接摇头拒绝。书记说，这段时间突击提拔干部，影响不好。

　　“我也很理解。人家放着大好前程，不可能为了你去冒险。”李浩说道。

　　直接拒绝后，书记也宽慰了效力多年的部下，说自己到了市里工作，会继续关注他。

　　接替县委书记一职的，是原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新书记在干部大会上，就雄心勃勃地提出施政蓝图。对于人事问题，新书记表示“多换思想少换人”。此后，李浩还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工作依旧兢兢业业。但他心里清楚，自己与新书记的关系，可能远比不上从前。

　　两年后，趁着换届，李浩终于成为副处级干部。不过职位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那名高升为副市长的原县委书记，1年后就成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对于李浩也的确给予了许多关注，李浩称，自己能解决副处，对方还是出了不少力的。

　　李浩告诉记者，县官不如现管。原来的书记仕途步步高升，看似影响力犹在，但在很多事情上，毕竟不如当一把手时来得方便。比如提拔谁当县委常委，过去是自己解决起来方便，现在还得请托他人。中间总隔着一层。

　　李浩与提携自己的前任书记私交不错，对方对李浩的仕途似乎有一丝遗憾。一次饭局上，他向李浩说：“官大官小是一回事，是不是一把手又是一回事。比方说我吧，当副市长分管安全生产，当宣传部长分管文化单位。但我看安监局长、文化局长不顺眼，能把人家撤职吗？这都得更高领导说了算。可我当县委书记时，看下面个别局长不顺眼，就有办法让他走人。”

　　“他说的是实话！”李浩感叹道。对于自己未能跻身县委常委，李浩分析说，工作上，自己不可谓不尽力，与新书记相处也不错。只是可惜与原来的书记关系走得近，更有一些人说自己是前任安插的“钉子”。最后，新书记安排自己去了人大，既拔了钉子，又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各方面子。

　　下属最好保持中立

　　李浩所谓的“县官不如现管”，的确是官场中的普遍心态。一名镇党委书记就直言告诉记者：“比起市委书记，我更怕县委书记。”他解释，只要不是太大的事，市委书记根本管不到自己这里来。比如镇里某项工作被媒体曝光，市委书记亲笔做了批示，最后处理权还在县委书记手里。“让你做检讨是处理，直接撤职也是处理。就看县委书记的尺度了。”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在官员离别期，哪怕是升职了，原来下属对其的评价也会更放得开。

　　在一次官场饭局上，有人提到即将升任县委书记的现任县长亲属的某些事，在座的林业局长闭口不言。而提到即将升任某地级市副市长的县委书记，这名局长的话多起来，还说以此人的能力，“真不知他是怎么混到副厅的”。

　　对于那些平调的官员，大家的顾忌就更少。一名县里的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提到如今正担任市发改委主任的原县委书记，直接说对方是“混世魔王”，“就来县里呆了几年，啥事没干。”

　　一名已退休的正处级官员介绍说，遇到官员离任，下属最关心的事，其实就是谁来继任。在探听消息方面，各路人马各有各的神通。打听到确切的继任者后，下面的事，就是如何在工作交接期中，给新领导留下好印象。

　　像李浩这类在前任手里的红人，固然难以博取新领导的信任。但那些与前任唱对头戏的人，也未见得有翻身之日。上述官员告诉记者，有些下属总爱在新领导那里抱怨，说自己长期受排挤，还说许多前任的坏话。但面对这种情况，新领导也会警惕，甚至担心自己离开后，有人如法炮制。

　　“现在很多人学聪明了，知道要在短时间内在新领导那里留下好印象，最好保持中立态度。既不要让人觉得自己是前任的心腹，也不要让人觉得自己是前任的对立面。”

　　下属态度随领导职务而变？

　　媒体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新闻：某个贪官出狱后，受到昔日部属夹道欢迎，当初在位时庇护的富商，甚至还会一如既往奉上大笔钱财。对此，刘文广是不大相信的。

　　刘文广从市级机关起步，在两个县担任县长，又在县委书记任上干了4年。后来回到市里担任财政局长，直至退休。刘文广的感受是，别说入狱，就是正大光明退休，周围那些小人也会立刻消失。

　　刘文广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当初在县委书记任上，县委常委大都称呼自己“书记”。“是‘书记’，不是‘刘书记’哦。连姓氏都不叫。”甚至还有几名常委，直接叫自己“老大”。私底下县里干部叫刘文广为“刘大爷”，他也是心知肚明。

　　就在刘文广确认要调任市财政局长、处于交接期时，他发觉有人在会上叫自己“刘书记”。“这也是正常的。不过在那时，心里感受很复杂。”

　　底下的局长以及乡镇书记对自己依旧礼敬有加，尤其是县财政局局长，自己接受完组织谈话，他就立马打来电话祝贺，开完会，对方一路小跑上台，请刘履新前抽个时间，到县财政局视察。

　　不过，常委班子里的某些人，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即将接任书记的原县长，变化是最大的。他整天呆在办公室“鼓捣”什么，并半开玩笑半严肃地提醒刘，希望这段时间，刘不要调整人事，以免影响他日后施政。

　　刘文广的夫人心直口快，她说，到了财政局，刘文广还看着钱袋子，那些局长们要跑资金、项目，还得来求着。那些县委常委们，有些更关心自己的仕途。而能否再进一步，身为财政局长的刘文广，手中握有的话语权有限。

　　最近，刘从局长岗位上转到二线，还未退休，但那些对刘文广恭敬有加的人又减少了许多。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陪着家人逛超市，碰见昔日的一名下属。他招呼对方，对方也笑着点头示意，两人站到一起寒暄了几句便走开。

　　当时在场的刘文广夫人说，这人当初是出了名的马屁精。刘文广在位时，他会大老远凑过来弯腰握手。

　　刘文广却说，人与人相处，本来就该这样。“当初的曲意逢迎，都是装出来的。现在自己马上就要退下来，人家也不用装了。”

　　不过，并非所有退居二线的人都如刘文广一般遭遇。曾和刘同个班子的县委副书记，年初刚刚当选县政协主席。“他是土生土长的实力派，门生多。就是现任县委书记见了他，也得礼让三分，别说其他部门领导了。”

　　好口碑，关键看实绩

　　人走茶凉、县官不如现管，在官场并不少见。也正因为这样，官员离别期，是外界对其评价趋于客观的开端。

　　一名市委书记仕途顺遂，后来升至副省级直至平安退休。但在他刚接受组织谈话，确认将离开当地时，外界的段子就开始流传起来，比如讲其在迎接领导视察时如何用心：拿着充电器提前到领导下榻的宾馆，挨个试验插座是否通电，还有晚上屏退左右，亲自给领导端上一碗鱼汤。

　　但另一名曾担任县委书记，最后在市领导位置上谢幕的官员，却在当地收获好评如潮。多年后，一名当初并未得到他多少“照顾”的干部，还向廉政瞭望记者回忆说，这名官员开会讲话时，自己憋着尿也不愿上厕所。“全是脱稿讲话，十分精彩，生怕听漏了。”当地许多干部也评价这名官员能力强，说到其缺点，人们也直言不讳地说“脾气太坏”。一次下乡镇调研，从越野车上跳下来，直接把镇党委书记骂了半个小时。

　　“所谓口碑，使不得巧，只能脚踏实地去干。”一名将要离任的县委书记说，官员是什么人，下属不会不清楚。有些人脾气不好，经常骂人。但下属都知道，他出于公心，从不整人；也有人整天笑嘻嘻，大家却说他是笑面虎，背后尽整人。“想获得下属与外界的好口碑，关键得看自己的实绩。”

　　廉政瞭望记者通过多方采访，总结出领导交接的干部大会中通常的“四不”：即不发言者不坐主席台、组织不说新老一把手的缺点、老领导不给新领导提建议、新老领导互评不如二把手对二人的评价高。
    干部大会：不只是严肃仪式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经过种种“铺垫”，老领导离职、新领导到任已不是新闻。然而，党政一把手交接中还有一项特别重要工作——召开该地、该单位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任免决定。会上，组织通常会对新老官员做评价，当事两人都要发言表态。

　　有人说，尽管干部大会更多地是一种程序和仪式，但会前筹备、会后交接等也颇为讲究。会中几位主角的讲话，透露出的信息量更是巨大。有官员激动落泪，一连鞠了三个躬；有官员开启“自黑”模式，历数自己诸多缺点；也有人在离别之际，说出了久藏于心的“悄悄话”。

　　哪些人能参加干部大会？

　　张雨是西部某县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每次部门和乡镇一把手集中换届，都是部里最忙的时候。围绕着领导交接的干部大会，他们要做许多工作。

　　“首先是要准备评价离任者、介绍新任者的材料。”张雨说，这些材料基本上由组织部拟定，重要的还要报县委常委会通过。不过，他们准备材料的时间并不长。交接会上的评价措辞，往往有章可循。

　　材料形成后，组织部还要拟定“干部送任方案”，确定分组，有时一上午要连送3人到任。干部大会前，当事单位也不会闲着。要协调开会时间，确定本单位参会人员。

　　“时间上，多是组织部提前两天通知。”曾在机关担任副厅级职务的刘海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如果当地该时段有重要活动，可以申请推迟。如有上级领导要来，则按他的日程定。”

　　接下来，哪些人可以出席干部大会？“在当事单位内部，有‘下延一级’的惯例”。刘海明介绍，如县委书记换人，县四大班子领导成员，部门、乡镇的实职正科级官员必须到场。市委组织部领导要代表市委宣读任免决定并讲话，也得参加。

　　“出席会议者没有硬性规定。”刘海明透露，参会较多的还有上级领导，体现重视；退休老领导等，则释放出团结与支持之意。

　　如2014年7月2日，中国科协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尚勇接任党组书记，不久前退出领导班子的齐让、程东红等也在座。

　　此外，上级派出的巡视组、督导组，通常也会出席负责区域任免党政一把手的大会。

　　据廉政瞭望记者多方采访得知，如今，各地领导交接的干部大会筹备程序已大为精简。不过，安排座次时却有规律沿袭下来。

　　“尽管参会的领导不少，级别相近，但你看干部大会，主席台上往往很清爽，人不多，排序从中间到两边依次是：领导、组织官员、离任一把手、新任一把手，一般只有发言者才有资格在台上就座。”刘海明说。

　　大会发言中组织不讲缺点

　　一切准备就绪，干部大会拉开大幕。按惯例，会议由离任一把手主持，顺序依次是组织部领导宣布上级党委决定并讲话、离任一把手讲话、新任一把手讲话、有时还需二把手代表单位干部表态，用时多控制在1个多小时内。

　　“参会时，我的观察点有：组织部对离任领导有哪些特殊评价，离任领导有哪些‘肺腑之言’，新任领导如何表态。”刘海明说。

　　曾送过多名领导上任的张雨透露，正常交接时，组织要感谢离任领导多年的贡献，也要为新任领导“打气”，帮其“树威”。因此，组织讲话中从不涉及新老干部的缺点。不讲缺点，也是干部大会所有发言的惯例。

　　“即使如此，还是能从组织评价看出干部水平高下。”张雨介绍，有官员得到的评价较常规，如仅概括笼统说其“政治立场坚定，工作业绩较为突出”。对有的官员，还会将其成绩列出，如招商引资总额名列全县各单位第一、化解了哪些影响稳定的因素、带领单位创造的业绩等。

　　在离任官员的讲话中，虽其内容多为回顾成绩，但近些年，官员也开始自曝缺点。不过，他们讲的多是个人性格上的问题，主要有性格急躁、对干部要求过严等。有的县长离任时说“我性情直率，时常遇事急躁，批评人不讲究方式方法，伤害了同志们的感情。”就有网友认为，这些话似乎有为自己贴金之嫌。

　　会上，离任官员还会点到，自己的工作也有失误。但对具体哪项工作没做好，在公开报道中，大多数人讳莫如深。

　　也有极少数官员敢于坦承具体的不足，不过他们多系将要升任。如2011年6月，四川省雷波县县长陆开华离任谈遗憾时，就举例说，“旅游兴县”在其任内没有到得突破，城镇建设也没有大的作为，修了条西环路也是小打小闹。但他相信，该县旅游兴县战略不会改变，将实现突破。

　　敢自曝“不足清单”的还有副省级官员。2013年4月2日，即将离任湖南岳阳市委书记、赴任副省长的黄兰香说：“我为岳阳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没有达到全省第二感到遗憾，为岳阳没有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感到遗憾……”说着，黄兰香几度哽咽落泪。

　　此后的新官讲话，则有感谢组织，向离任者致敬，表态将适应角色，做出承诺的“套路”。很多新官还会谦虚地表示，自己水平有限，新岗位压力很大。但列出压力来自哪些方面的，同样罕见。

　　刘海明却碰到过一个另类官员，在干部大会上直言，自己并不想来，并列出一串理由：“当地正处在发展困难时期，煤矿已停产，财政比较困难，干部群众思想甚至有些混乱；过去能力有限，得罪过一些同志……”

　　原来，该干部3年前曾在当地任县长，这次是在向老同事“掏心窝子”。他随后表示，有组织的信任，自己也有回报当地的决心，将承担起责任，讲话又回到惯常套路上来。

　　如果新一把手系二把手升任，有时还会同时宣布二把手的继任者。如果新一把手系外地调任，通常还需原班子中的二把手表态拥护组织决定。

　　刘海明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二把手讲话中，对新老领导的评价，通常比组织评价和新老领导的互相评价高。“这很难说是有感而发，更像是二把手在政治生态中的情况写照。”

　　不点落马者姓名

　　在如一把手落马、领导被问责等特殊时期，新官赴任时的干部大会，特点更为鲜明，呈现出会议规格更高、组织一般不评价落马者工作、当事地区表态更为坚决等特征。

　　这种特殊，从准备材料时就开始了。“在我们这儿，如果某机关原任领导因为违纪违法被查处，我们准备送新领导上任的材料时，一般不会点被查者的名字，也不会评价他的工作。对整个班子的工作，则要肯定，但也不会太长。”张雨说。

　　去年底，四川某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主要负责同志调整，就没有评价前任书记的业绩，官方新闻报道中，对市委、市政府及班子取得的成绩，也仅几句话带过。不久，前任书记即宣布落马。

　　但在一些乡镇等基层单位，张雨他们采取的办法是“脱稿说明”。“乡镇有些参会的村组人员不了解情况，用大白话讲明白被查者的问题，有助他们理解这次调整。”

　　无论前任是落马还是被问责，高级别参会者是此类干部大会的“标配”。如2007年底，夏振贵赴任山西临汾市委副书记、主持市政府工作，就是时任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委组织部长任泽民前往宣布的。此前，夏的前任因洪洞矿难被免。据媒体报道，当地官场有人认为，夏得到了书记的“尚方宝剑”，“比如答应了按夏的要求调换干部”。

　　“此类大会，少了离别和感伤，多了严肃与凝重。”刘海明说，会上组织、新领导及二把手的讲话，都围绕如何统一思想，提要求更具体。目的只有一个：尽快走出被动局面。

　　会后还有会

　　会议结束，组织部官员告别，新官旧任各归各位。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干部大会并不意味着干部交接的完成。比如政府一把手离任，通常先由干部大会免去其党内职务。他的真正告别，还要等到人大会议上。

　　2009年12月3日，3天前已在重庆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被免去市委副书记的王鸿举，来到市人大常委会会场，用10分钟时间宣读辞去市长职务的报告，并多次向代表致敬。市长到人大宣读辞职报告，当时实属罕见。

　　“有时一个局长交流到另一单位，真正交接完要等到干部大会后两周。赴任那天，两个单位还会开个座谈会，互道祝贺，完事后中层以上干部一起聚餐。八项规定实施后，吃喝自然不存在了，但座谈会仍有。”有基层官员告诉记者。

　　对新任者而言，干部大会仅是开端。会后，还有一连串旨在熟悉情况、融入新集体的会议在等着他。不少新任市委书记赴任当天就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随后开启了系列密集行程：走访市人大、政府、政协并召开座谈会，看望老领导，到各区县等展开调研等。

　　如今，参加过多次干部大会的张雨发现，参会者们的讲话变得更有“干货”了：“现在大家都在改文风，很多离任、新任领导也不再写发言稿，只需列个提纲。离任者甚至‘犯忌’谈起了对下任工作的建议，讲完后，底下巴巴掌拍得很响。”

　　“干部大会，一方面是辞旧迎新，畅叙离别情。一方面是总结工作。谈点真正的经验教训，符合中央要求，下面干部也爱听，何乐而不为呢？”刘海明说。(文中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
    记者梳理发现，官员“离别腐败”，按表现形式可分为“突击办事”、关照商人与亲友、退休前后扶植代理人捞钱等，且具有突击性、隐蔽性两个特征。　　

　　如何遏制官员任内的“最后狂欢”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在湖南株洲县，曾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卖官书记”龙国华。得到这个名头，与他离别时的作为有关，先来听听他怎么说的吧。

　　“2006年下半年，组织已非正式告知我到市人大常委会工作。12月中旬，我分两次提拔干部118名。更严重的是，新任书记到任前一天，我还主持常委会研究了县委办等党群部门40余名干部的晋升。”

　　龙国华的结局不意外，是因受贿罪被判无期。不过由此可见，官员“离别时刻”并不只是不舍和感恩。因时段敏感，监督乏力，也易成为“腐败高发期”。新形势下，官员在“离别时刻”如何拒腐，也成为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突击办事是人之常情”？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官员“离别腐败”，按表现形式可分为“突击办事”、关照商人与亲友、退休前后扶植代理人捞钱等，且具有突击性、隐蔽性两个突出特征。

　　首先，“离别期”相对较短，决定了搞腐败的突击性；隐蔽性则是因为，一方面，准退休官员利用影响力受贿本身比较隐蔽，另一方面，原领导离职，伴随着继任者的到任等，可能出现人心浮动、监督乏力，再加上部分新官不理旧事，造成了部分官员的“离别腐败”不易察觉，多是被媒体曝出。

　　今年6月，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涉嫌违纪被免职后，就被媒体曝出，他2006年离开九江前1个月，曾突击提拔了一批女干部，有的学校老师直接被提拔为区团委副书记。不少属于破格提拔。

　　2014年2月，一条消息占据了各大网站头条：中央纪委通报：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违规突击提拔19名干部，经核实，3名领导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事干部均被降为原职。该问题还被作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反面典型。

　　突击提拔干部，是官员交接期较为常见的腐败。有专家称，这有可能是离职前想拉拢下属，或想借提拔再捞一把，也可能是组织谈话前，该一把手已做了某种不合法的承诺，只好冒风险提拔，有的甚至连“组织考察”、“纪委鉴定”等程序都没走完，就直接上常委会讨论。

　　除了突击提拔，还有突击花钱、突击审批……2013年4月，陕西南郑县国土局原局长张汉洲调走前，突击发钱至少30万元；2012年5月，江苏兴化市张郭镇党委书记调到市发改委前，则给他的亲戚朋友等8人批地。该镇镇长甚至说，离任前突击办一些事是人之常情。

　　与平调、升职者相比，退休官员的“离别腐败”同样严重，且时间跨度可能更长。

　　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法治蓝皮书》指出，当前中国腐败案件“59岁现象”显著。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情况，2013年被查处的公职人员中，51~60岁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

　　例如不久前受审的安徽省国土厅原巡视员杨先静，过去尽管他对腐败路数“门儿清”，但基本不涉足。临到退休，他开始考虑起“后路”问题。那段时间里，杨利用自己在国土系统多年，不少现任处长“买账”的便利，开启了疯狂索贿受贿模式，最终锒铛入狱。

　　传言“接班”也送钱

　　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干部交接期，有的行贿者也没闲着，他们甚至发展到了“神机妙算”的地步。

　　2012年5月，原甘肃华亭县委书记任增禄落马，牵出了129名官员曾向其行贿，多人选择春节行贿的事实。任增禄在华亭度过的5个春节中，最后一年2011年春节受贿达到95起，为历年峰值。有分析称，有人已料到领导已任职5年，将离开华亭，想在任增禄调走前，“最后再搏一把”。

　　有时，行贿者在干部交接期“下手”，选择的对象并非离别官员。

　　几年前，南京市市政排水管理处老处长退休，新处长还没选定。业务突出、组织重点培养的时任副处长谭沭兵，被很多人认为是接班人，多名工程队老板也“嗅”到了这一点，争相对其孝敬。办案人员透露，“谭受贿的130万元里，有80余万元是传言其要当接班人期间收的。”

　　尽管直到落马，谭沭兵也没能扶正，但他还是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接、工程款结算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最终获刑10年半。

　　还有隐藏更深的行贿者，他们甚至会制造自己的“交接时刻”。有专家认为，这种情况的恶劣程度甚于前面几类。

　　“我将怀着一种感恩的心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当好公仆，以民为本。”

　　2007年4月，时任深圳市龙岗区区长余伟良告别区政府旧同事，正式被任命为区委书记。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出了上面这番话。然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他的高升，系从时任市长许宗衡处买官而来。2004年至2009年，余伟良先后6次送给许宗衡117万元，足见其“感恩的心”。许宗衡落马后，余伟良也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有时，拥有“离别”机会，是少数官员绞尽脑汁的结果。甚至呈现出官商合谋的趋势。

　　《中国经营报》曾报道，2012年1月，山西吕梁市长职务空缺，该职成为部分人活动目标。时任吕梁市委副书记的丁雪峰向多名老板筹资运作该职，据称周滨曾为其运作。丁入主吕梁市政府后，他所筹集的款项，也在参与运作的相关人之间进行了分配。

　　以“经常性监督”遏制离别腐败

　　看来，遏制“离别腐败”的确刻不容缓。当记者就此采访多名反腐专家，寻求良策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还原制度的刚性。

　　“尽管离别腐败有隐蔽性特征，但遏制它的一个便利之处是，此时领导即将离开权力中心，掌控力下降。”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说。他同时表示，目前，现有规定已较为完善，当务之急是加强监督，加大惩罚力度，防止制度出现“稻草人”效应。

　　多年来，中央对杜绝“离别腐败”非常重视。拿最具代表性的突击提拔来说，早在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有规定。2014新版《条例》更指出，领导干部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四川、浙江、江西等地，也较早出台了类似规定。如浙江规定，市县委书记不得在已明确本人离任时动议调整干部。四川县委书记离任前，须由上级组织部门对其履行干部选任职责情况进行检查，内容包括离任前有无突击提拔干部情况。

　　有专家认为，在如今明确组织部考察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违者将受重罚的前提下，一把手在用人方面将受到更有力的监督。

　　一些专家还对治理“离别腐败”提出了可操作性强的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反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如今，制度精细化渐成优势，可根据离别腐败的特征，出台更有针对性的举措。

　　“为防止一些官员利用离别期受贿等，能否将离任审计提前，确定该干部拟升职、离职时，来自异地的审计人员就进驻该单位开展工作与监督，与干部公示同时进行。审计合格后，很快上任或离任。这样不仅能遏制‘离别腐败’，还可能发现新的问题线索。”有专家称。

　　同时，重要岗位一把手离别，专项巡视也可以试点使用。相比离任审计，巡视的主题更突出，即有没有违纪线索；方式更灵活，可“下沉一级”，机关干部反映问题会更无顾忌，收获可能更多。此外，还可加上“有问题没发现，将倒查责任”等条款。

　　“巡视、审计等、更多的是事后监督，且要耗费一定成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更重要的是，建立起经常性监督体系和权责对等的责任体系，让权力监督在组织中，或与外部系统之间经常性发生。“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才是离别腐败的根源。”白智立说。(本组报道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