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域5月24日网文】“4.12”四川雅安芦山地震后的“五一”小长假，凭靠电视机单调乏味的廉价陪伴，以充那有限的居家空闲与清逸：只见向雅安罹难者，沉痛哀悼过后的神州主流媒讯，俨若鼎沸的“举      国关注”，值此，便犹如电控程序那样，竟能步调一致地复又统统归于沉寂，并接续着之前高调宣扬的“中国梦”及其酣情畅想。
       然而，到底何以谓之“中国梦”？其深层实质性的思想蕴涵又是什么？只因幸有李总理“中国梦”，意即“民族复兴”的不经意诠释，方才使那愚钝的大脑，略略透进些文化的光亮；那么，倘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民族复兴”又该谓之何意呢？及此，糊涂的大脑，便被硬生塞进的“高深抽象与不尽具象”，稠成了一锅杂拌米粥。接续的奋力破解，蓦然间仿佛才大略地将其题解，逻辑性地牵扯到了社会与民生之上；尤其是从“民族复兴即是中国梦”的深层次阐释之中，方又更深层地品味到，这种“民生意识style”，自然就该关涉着民生之后，随之，便萌生了如下相关“中国梦”的琐思屑想：
      “民生意识style”之历史观
       民生，亦即社会，这一关涉人类学范畴的永恒主题，自人类社会生成于地球之上、宇宙之间起始，便就是个没有族域国界的、生物性政治大课题。倘若撇开海外别国，仅仅反观其在神州华夏的历史沿革，是不是那出自孔夫子之圣口的“人之初、性本善”，自当应属相关“民生意识style”论述的肇始，抑或谓之探索“民生本质”的历史帷幕之首启？
       纵观“民生意识态”迄今为止的诸多社会学论述，无论其纷呈着堂皇之神圣、抑或是“猥琐”之丑陋，说到底，亦不外是客观存续的民生与社会表象，见诸于思想者个体主观认识的理论性阐释；穷尽其所有理论，恐怕充其量，也很难超越出如此绝决的定义。倘若如此之后的民生意识态之理解，尚不存迥然歧议，那么据此，便可再行放纵那思想顽强而又不懈的触角，去穿透厚厚的尘封史册，遐感遥想诸子百家繁荣兴盛的春秋战国时期：当那百花千花、如烟似云地盛开着的思想文化园地里，于茂叶繁枝之下，为争夺“真理”的所有权、为宣扬门派的社会知名度、为追求显宗独学的源脉不绝……一句话，为了所谓“独创绝学”的“产、学、研”之生存之道，又曾经倥倥偬偬地疾驰过多少，孜孜探索“民生意识态”的昔圣先贤？终又以多少“一家之言”的闪光思想之点滴，涓涓成流、直至纳汇成了一片“不拘一宗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何等波澜壮阔的思想意识大汪洋？
       倘再悉心地品味那“见仁见智”的历史性“民生意识态”，又有哪家的所谓学说，不依然是一些客观的社会与人生现象，见诸于该学说创立者、坚守者之主观意识的文字符号？无论是“儒学、墨学”，抑或“荀孟、黄老”……凡此林林总总、浩浩淼淼的思想文化海洋，谁又能从中择取出一家，其思想生成的现实基础、探析索求的客观主体，不是“民生与社会”这个人类学大目标？
       然而，中国历史的悲哀之处，则恰恰地在于其所循行不逾的，那条“绝非普世但却不容异见、死象尽显然又固守特色”的古老死径：治学者及其思想结晶的荣辱与成败、前途与命运，绝非取决于其学术成就的价值——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大小，而是只能像鲋鱼一样，死抱“梦想之侥幸”或“侥幸之梦想”——渴盼权势的垂青与卖身投靠权势、继而寄身乞食与权势的紧密结合，最终又竭其所能慨然地殉身“王道”，直至于历史车轮的一道道凅辙之中相濡以沫，徒事那 “虽生犹死”的奴性无为存续之外，却再也找不出别样纤屑亲近民生、体恤民情的正直痕迹。
      “孔子说列国、欲货帝王家”之思想文化，失尊掉份儿的历史笑谈，自商鞅弃卫投秦起始，不知又将这种中国思想文化的不幸与凄怆，历史性地褒贬、毁誉过百代千年；但这种成者事王、败者末流的如烟史实，所可昭告后人的，不依旧是那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先天性可悲困轭？难道说，不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因此而最终走向反人民、逆人性之歧途的历史渊源？至此以降，更再外加那句“百代皆行秦政制”之别有用意的推波助澜，直使得那股汹汹涌涌的、以商鞅之流为后续代表、出卖人格、出卖思想、只求利己、不顾公益，死心塌地为专制政权作伥，为愚弄百姓，不惜处心积虑地“设局布疑”的文化恶风浊浪，便一发不可收地呼呼啸、肆虐狂疯得恨不能黑尽了整个神州的宇空晴天！
      “民生意识style”乃是软实力
      “民生意识态”，作为相关人类学范畴的思想理论，所欲揭示的，即是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属性，亦即人类之所欲所求、社会之所变所趋的客观必然性。她，以泱泱人类、宏阔社会作为研究探析的客观主体，致力寻求的理论思想性终极标矢，亦即是充满善意地期求如何抑制人性的劣根性、张扬人性的积极面，以便最终为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相应那严峻而又客观的条件局限，奋力创设出一套尽可能完备的规则规范、最大限度地营造构建出一个，能够有效约束人之社会行为、发掘调动积极潜力、乃至秩序井然、积极向上、奋发精进、动力不绝的良性生存环境——“人皆心仪、梦寐以求”的美好人间！
      然而，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相同的客观社会主体，见诸于不同思想者之主观意识的客观结果，自然就要生成为不同的“民生意识态”：盲人摸象的寓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观念”，所要表述的便是这个道理。到底“大象、庐山”的真实面貌，如何才能使主观的描述，更加趋近其逼真的内在本质，是不是唯用“真理不可穷尽”一说佐以解答，方才不失唯物和科学之至诚态度？尤其是邓爷爷“摸着石头过河”的“民生意识态”，大约最能将民生与社会及其相应的持守态度，阐释得既科学唯实，又不存盲目冒进那般的睿智理性。
      因为，客观存在着的社会与民生，俨若一片生长着的绿色大森林，其兴盛繁茂、绵延存续，自然地便在遵循着一个“环境决定论”的不二铁律：气温湿度适宜、阳光雨露充沛，连荆棘野草都要疯长猛窜，谁又能阻截住不让其万物盎然、不生成挺拔参天、茂茂密密的莽莽大森林一片？倘再外加专职森林呵护者的精心营造，那“斜枝旁干、荒荆野棘”……一句话，那些有碍材成林秀的“藤蔓杂芜”，又从哪里能够寻觅到留存寄生于“林间”的方寸空间？
      然而，问题之关键，则完全取决于，那些有利于森林繁荣昌盛的先决外部条件，是否是完完全全地具备：林木之健康成长须臾不可忽缺的“阳光雨露”当从何处取获？杜绝杂草劣种的“森林守护者”又可从何处觅见……概而述之一句话：当今之中国，那真正地悟透了民生、释尽了民意、且又无私无畏、立志真诚地呵护民生者当又在哪里？
      诚然，千头万绪、杞忧连连，论及至此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民生意识态”作为认识民生的主观意识，纵然可以找寻出无穷种的阐释脚注，但客观存在于世的民生之生物性与社会性现状，充其量亦则是一个民族，于漫长的历史来路之上，社会、政治、文化之潜移默化、代代相承相袭、最终积淀成思维行动习惯的、总体素质的时代性外在表露；据此再审视其提高与升华，每当于社会情迫势逼之关头，终不乏有人心存侥幸、妄求急功近利之功效。难道说，如此之举，不正像是再度重演拔苗助长之寓谚，竟要荒唐可笑地去寄望于一朝一夕、且又仅仅依凭着一种预设的“民生意识态”（尚不论其有悖民生之处），就妄图要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将纷扰的社会“拨乱归正”入“极乐世界”；如此的人间美事，恐怕是祈唤来了马祖大仙，量他也是件无智无术、束手无策的棘手之事；而坚守“唯真唯实”观点之优之益处，则不外是要从根本上、实在处，为人类社会的正常长足发展，预先但却是自然地锻造夯实出一种“软实力”。其实际的社会功效，自当俨若儒家“子不教、父之过”那样直接、那样简明：若当其兄其弟、其子其孙，个挨个地连做人之道德底线，都不知所谓何物、都无从自觉恪守的家庭，乃至再由此集合而成的社会，怎么就能从中横空地生成一个“秩序井然、充满活力、健康向上”的文明礼仪之邦？这种绝然与国家、政治主倡、主导的旗帜性标向，大多不存关联的“软实力”之萌生、之蕴积、之勃发，于其漫长的培育、塑造乃至生成过程中，是不是就应当多些无为而治的意识、多些顺势自然的理性，然后，再完完全全地，将其交给那有益“民生客观存在趋优”的社会之方方面面，方才不失为一种关爱民生与社会的神圣担当？
      “民生意识style”当归潜
      “民生意识态”作为相关认识、抑或揭示和诠释“民生”的，客观本质属性的思想文化结晶，其生成及存在的现实意义，说到底，亦即前述“森林意识态”，所应关涉大自然的唯物观一样，均不外是客观事物、客观存在，见诸于主观意识的终极反映。与之相适应，则又因认识者所处身的社会综合条件之千差万别，自然就要对这种独一无二的“民生与社会客体”，生成万别千差的民生意识观，古文之“见仁见智”，所表述的亦即这种观点。
      倘依凭这种不存争议的认识观，再去联想须臾不曾停滞、昼夜未曾废除，现实而又紧迫的攸攸人生与浩淼“社会大森林”，当又该由怎样的一种“民生意识态”之理论，去指导人类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直面此等关乎民族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性重大抉择：当应是按照一种所谓的虚妄空想“民生意识态”，强制性地迫使那不情愿、无自觉的人类，将其所依存的现实社会，改造成“乌托邦”式的“理想之天堂”？抑或是将那普适的“民生意识态”，加以理性化的大胆借鉴？再或即是依循死抱硬撑，那维护其所谓“大哥大”廉价尊严之习惯，为求确保“不吃别人残羹剩饭”、永守“特色化”旗手至尊的世界性颜面，宁可不惜全然罔顾社会实践的屡屡无情检验、不屑民生民意的真实祈盼，也要将此种“充根无基”的缥缈神话演绎到极限？
      倘属不存智障、大脑尚处健全的正常人，及此，恐怕至少地，也应该以一种稍具理性的态度，暂时地且将那些“缺少成熟、有悖民生、切损社会、僵死硬化”的“民生意识态”，放置于思想理论的“孵化器”，然后，再辅之以“有益是非彻底明辨、有助真理脱颖而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优良氛围之中，并耐心地静观其嬗变；这样一来，虽无法满足疾速制定一种完美神圣“形态”之草率、之急切、之廉价的虚荣，更无法预测其何时才能诞生于现实人世的确切年月，但至少，要比纵容一种“明显充满错误、且又杂陈异质”的害群标帜，徒使那弥足宝贵的民生，因其而在一条曲折迂回、希望渺茫的囧途上，血淋淋地自相残杀、无谓地暴殄财物、肆虐地损毁秀丽山川，要远远地稳妥、经济、实用上百倍千倍！
      推理至此，便可约略地收获一点体悟：当那些“民生意识态”，尚未被民众由衷接纳、被社会实践验证为“普适”之前，就不应将其主观武断地定于一尊，且将其用作改造社会之实践的唯一指导性理论；尤其更更不可的，即是将此等极其严肃、关涉民生福祉、社会进步的人类历史性伟大工程，不负责任地交由一种“荒唐意识态”充作指导，更遑论那些以牺牲民族与民众一生幸福为代价，去虚妄无谓地验践其“至上真理”之可恶邪性。
      值此社会背景之下，但凡是“有良知、负责任”的政治家，均应该有一种视“民生与社会”之改造，犹如“如履薄冰”的惶然；视“光阴与财富”之流逝，宛似剜心割肉之切痛；断然地转向致敬理性、崇尚法制的“民生意识态”，最终，将那些非势事所迫的“软实力”之打造、之提升，自然而又无为地放归于“民生与社会”的应有潜层之中，尽快地将自己的政治角色，也由信仰、意识的至圣教主，转变为社会秩序的忠实守护者，然后再去努力经营人类行为规则的制定及推行及崇尚，方才不失为一个民族及其民生的最大幸事！
      因为，凡人皆知的常识早已告诉人们：道德，所针对社会的积极有效性功能，何时又曾经替代过那煌煌严法峻刑、法典律条？其对国民素质、民生状况的潜移默化，及其社会活动行为的约束力，是不是大有中草药调理人体那样的生效之迟滞、之漫长；而规则与法条的现实效应，则迥然地，又俨若西医西药直趋人体病源病灶之注射液剂，那样的立等见效、那样的简便快捷？其中道理，再不妨诚挚地作一试想：当国民素质客观上的有限高度，尚不足以促成其行为自觉的前提之下，倘要去规范、约束其社会行为，其情其形，是不是宛如那最最不甚起眼的，随意吐痰、乱扔弃物之恶习，当其已经严重得影响大众顺利出行的程度之时，那最唯物、更理性的政治选择，真不知，当该是选择道德的谴责、抑或是诉诸法律法条那样的简明直白，那样的不言即可使其自明其理之有效？
      君不见：曝光于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2013年5月16日）“观光电梯排大便、随行丈夫管望风”的视频，那令人作呕的宇宙级民族道德羞耻，难道说就不曾直令现实主倡的“民生意识态”大大地汗颜？谁知事有凑巧的则是，于此时间段，北京市恰又刚刚地推出了擅闯红灯，罚款10—20元的交规律条，随之交通秩序便为之明显改观的现实印证，相形之下，受到冷落、无地自容，像羞答答玫瑰潜进绿荫深处默自开放那般，唯择归于社会潜层一途的“道德律”，终究极其少见地低头让路，勉为其难、但却顺情就势，才沉默无语，返回了自己应有的“潜而非显”的自属领域！
      如此鲜活的现实例证，它，难道说再次告诫世人的：不依旧是政治者，乃社会秩序之专职守护者的无声真谛？不是在昭示穷其一届，所要精诚致力的，当应是如何地规范、约束国民之行动之行为的神圣天职？同时，仍在持续不断告诫人们的还有：教导世人，何事可为，何事不为，便是其坐享丰厚食禄之先决条件；昭然明示，那超越红线的量度及其相应的惩罚力度，更是其当为之事；而不是走向其当务当为之事的反面：去徒劳无益地监禁人们大脑与嘴巴的天赋自由！
      倘若惯于管控民众嘴巴与大脑的流行“民生意识态”，能够猛然醒悟，截绝而又迅疾地将其效力民生的着力点，放置于社会秩序的营造、民众行为的规范之上，那么，时下正在高调力倡的“中国梦”，方才能够获得现实的基础与值得期冀的希望；否则，那依旧畅行于世、但却极少赢得广泛共鸣的、长期深受质疑甚或诟病的“民生意识style”，势将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梦”之如期变现，其恶劣的负面效应，亦将犹如“中国梦”泰山压顶般的梦魇：何时才能将梦中之所想所思、所憧所憬，变成现实的人间美好，恐怕是就连那倡梦者，最终也很难不会再次收获那早已预设于前路之上的，大写着的“失望”吧？